莫邦富是著名旅日华人作家，从8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在日本主流媒体上经常发表言论，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并在包括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日本企业、日本地方政府议政机构担任董事、顾问、委员等职。而且莫邦富还是大平班的第一届学员，蔚蓝日语教育曾经采访过莫邦富老师，他对大平班有着怎么样的感情呢？大平班对他有怎么样的影响?一起来了解下吧。
上海、东京“双城”记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在上海出生，并生活了32年之久，才在1985年来到日本，现在上海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有没有想过回上海发展？
莫邦富：虽然是身在异国，但我对上海的距离感不强，因为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回上海，多的时候一个月要有2-3次，所以，好像也没有太浓的漂泊异乡之感。今年秋天我们会在上海设立公司，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在上海的时间会更多。
蔚蓝日语教育：您最初是以什么方式来日本的？
莫邦富：我当时是作为交换教员来到京都外国语大学的，但是由于交换教员的签证比留学生的签证要等的时间长，所以我就办留学生的签证过来了。来了以后才发现，留学生的签证拿对了，因为我可以在这里读研。但是，当时自己对于读研的意向却不是很强，因为我是工农兵学员，想得更多的是通过读研可以给自己换个身份。当时自己觉得真正让我学到东西的还是在上外、在大平班。
著名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
“大平班”记忆
蔚蓝日语教育：当时大平班对培养人才的定位是怎样的？这一项目一定备受重视？是否也感觉有压力？
莫邦富：我是大平班的第一届学员。当年从上外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得以有机会参加大平班的第一届招生考试，我当时是上外考的成绩最好的一个。那时，全国有日语教师600多人，所以日本方面觉得每年培训120人，5年之后就能把所有的人都培训一遍。日本的ODA在此之前都是在硬件方面投入资金，像铁路、码头等，这是日本第一次投入资金在软件方面培养人才。“大平班”也是唯一一个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交流项目，“大平”是指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当时是他推进的这个项目。这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交流项目，集中了日本很多大学最优秀的教师来参与这项交流，在当时日本任何一个大学都不可能提供这么强的师资，因为对日本政府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包括后来我们到日本实习，我们坐客车出去的时候，都是前面有警车开道，后面有警车压道的，是国宾级待遇，足可见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对“大平班”的重视。因为是把全日本最优秀的老师都集中起来了，分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是成绩最好的，我当时就是甲班里面的，而回校的时候是要带成绩回去的，所以压力也很大。
蔚蓝日语教育：当时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后来日本社会对这一项目的态度有无变化？
莫邦富：因为当时是以培养日语教师为目的，所以主要还是围绕日语来教，当然不只是日语，还有历史等一些方面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大平班里设了一个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时中国看不到的东西。中国日语教育的人才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但是，日本又是一个很短视的国家，对于中国日语教育的人才培养没有从战略性的角度来考虑。等到2001年时，距大平班也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也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所以日本感觉受到了威胁，砍掉了ODA项目。日本还说我们对于他们的援助没有感谢，因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说明我们是一直感谢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很重要的一份杂志上，后来还被翻译成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字，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从教育转入媒体
蔚蓝日语教育：您1985年来日本之后，在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一些媒体的写作，从教育转入媒体，您为什么最终做出这样一个转变？
莫邦富：当年我下乡的时候就做过媒体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学了外语以后是想进媒体的，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是国家分配工作，我特别想进电影制片厂，做个文学剧本翻译，或者是进出版社，但上外要我留校。虽然自己曾经公开说我不愿意当老师，但最后也只好当了老师。当时我们国家正经历剧烈的动荡，风云际会，在社会上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然而自己却在学校的院墙里面，倒也不是不喜欢象牙塔，相比较来说我更喜欢击水中流。其实，从我24岁开始，中国大百科年鉴的日本条目就开始由我来写，一下写了十年。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怎样拓开一条写作之路的呢？
莫邦富：我当年下乡是到荒原上去开荒，而学日语对我来说也是开荒性质的，那时候什么也没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家夜里躺在床上聊天，都说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做什么，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在二十四五岁之前我要出自己的字典。为什么呢？因为上大学的那几年没字典，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我吃完晚饭很早就要到图书馆去，因为学校图书馆里就那么几部字典，去晚了就借不到了，深感没有字典之苦，所以我不能让后辈们再吃这种苦了。于是，我很早就开始策划出字典。我现在出了很多书，实际上就是沿袭了这样一条路。这些东西为什么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呢？我当时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最前线、最深部”。因为走在别人的前面，那么你得到的信息是最新的，但信息往往在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你要有深度，这样才不会昙花一现。为此，我都是亲自到现场去，去看、去了解。大学老师是在学校里，获得的也是二手的数据。而我喜欢自己到生活的田园里面去摘果实，我对自己转入媒体写作从不后悔，反而是庆幸自己一直在坚持这样做。
做舆论的强者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对于信息的传播感兴趣吗，还是您喜欢积累这种新的、有深度的信息，亦或是你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社会的动态？
莫邦富：在象牙塔里面的人比较注重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我注重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像《新华侨》出到10万本，我很骄傲我在日本能靠稿费过日子。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能够像常青藤一样保持下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做最前线的、最深部的事情。当我决定不在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就回到媒体写作上来，只不过是换到国际舞台上来了。到国际舞台上以后该怎么做，我给自己定的几个原则就是：首先，我绝对不说假话，我跟别人说的事情绝对是我经过再三确认和考证的。其次，绝对不嚼别人吃过的馍，要保持自己的稀有性和自己存在的价值。
有哪些是我自己独创的呢？比如说，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所有的报道都说，香港会成为今后看中国的窗口，我当时提出的观点就是：“香港作为中国窗口的时代结束了，将来看中国的窗口将会是广州、苏州”，尽管当时我的表达不够精确，后来长三角、珠三角成了中国经济的牵引车，可见我当时的预见还是没错的。当时我做的香港回归的节目，居然没有到香港去采访，而是到广州和苏州去采访，这件事情就是考验个人的眼光。1998年时，我就在日本推出了海尔，我是第一个在日本正式介绍中国海尔的，而且还是在档次非常高的杂志上介绍，当时就提出海尔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松下”，与此同时我还推出了联想，我说这两家企业将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排头兵，后来果然成为排头兵了。介绍海尔时，即1998年的时候，我还提出，如果日本家电企业不改变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几年以后，他们将会从中国市场消失。到了2001年，日本家电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都跌到10%以下了，其中，洗衣机降到了1%，基本上没有了。2001年时，我讲，日本的手机如果不改变做法，将会步日本家电的后尘，2005年，日本手机全部崩溃，从中国撤退。当时他们没有听，后来事实证明我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他们心服口服。
2005年时，我就在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厂讲：你们再不进入中国，将来就没有你们的份额，中国在十年之内肯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中等水平以下的车将会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在2009年的时候，我说的话全都变成了现实，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中等水平以下的车受到了中国企业的挑战。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企业，我看中的不是一汽、广汽、上汽等这样的企业，我看中的是奇瑞、吉利、长城、哈飞、华晨五家，这是2005年在日本经济杂志上做出的预报。到了2010年中国汽车出口的前五位，有四家是我所说的企业。后来大家都问我接下来看好哪家企业。我说是华为和奇瑞，这两家可谓是继联想和海尔之后的第二波排头兵。现在我也算是没有说错，华为在申请世界专利权方面是中国企业的排头兵，奇瑞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汽车行业中的佼佼者。丰田的老总到中国看车展，在看完自己的车展之后，接下来去看的就是奇瑞的车展，其他的就不看了。作为一个还是弱小者的民族企业，能够让丰田的老总对它有这样的态度，说明丰田对它是保持警惕的，而能够使丰田保持警惕就是一种荣誉。
蔚蓝日语教育：您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是基于什么呢？
莫邦富：第一次预测可能是碰巧说中的，但是一次次的说中后，大家就很信服了。但这样也使自己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我很慎重，不是脑袋一拍就随便论说，而基于大量的考察、积累以及不断的比较。我经常说，再笨的人，经过不断地比较之后，眼光也会变得明亮。我到一个村庄之后，一定会到农民的家里去看一下的。包括现在在日本也是这样，因为我要到各个地方做演讲，白天没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晚睡一个小时到街上去转一圈，哪怕深夜这个大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人，但是你也是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气息的，而且因为我不断地走，就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做比较了，即使是同一个城市的前后也可以对比。有一次一个日本很大的经济团体开会，在中间休息聊天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聊到我了，说“莫邦富批评企业真是不留情面，批评的真凶”，后来，他们的理事讲了一句话说“被莫邦富咬住以后，这个企业还是赶紧承认错误的好，他咬住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数据他已经掌握了”。这些话在我听来可以算是表扬我的。
向日本学习“社会主义”
蔚蓝日语教育：现在大家对中国的经济都有很高的期待，您怎么看？
莫邦富：中国的经济从改革开放发展以来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以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结束了。但近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却没能有效地深入推进下去，实际上是浪费了机会。改革需要有像邓小平那样能够把握战略方向的人，而不是靠小修小补，那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现在中国的外部条件还是不错的，因为欧美现在条件不是很好，日本情况也不好，虽然中国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和他们比起来，还是可以的，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日本比起来，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自己有市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市场做起来，搞好就很不错了。
蔚蓝日语教育：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
莫邦富：我倒觉得贫富差距的问题不算是很大的问题。当然，不能再扩大，而要尽力缩小。但是我不认同这是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因为，在纽约街头，特别是第五大道，我每次去的时候，都特别有感触，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显露在眼前，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是问题，而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却是问题呢？那是因为，美国虽然在财富上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但是在追求成功的权利和机会上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机会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日本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处理的比较好的，财富分配的很好，但是也是存在差距的，只不过这个差距就好像是杯子里的水在摇晃的时候有高和低一样，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就好像三峡大坝没建成之前三峡上下游的水位差距一样，前后的水位差距太大了。但我为什么说这不是问题呢，因为这个可以解决，就是通过解决机会均等的问题来谋求解决。现在网上大家都在骂，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差距。我经常讲的就是我们要继续向日本学习，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时候，背后是隐藏着一个口号的，那就是向日本学习。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不用再向日本学习了，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向日本学习呢，因为日本是社会主义做的最好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对日本的学习相对于之前的学习来说，是有变化的。现在的学习不再是之前的学习日本的硬件领域的东西，现在要向日本学习财富再分配的问题、税金制度的问题、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甚至包括交通、环保等很多方面，这比学习硬件生产技术要难得多。
我曾亲自开着车到宁夏的西海固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那里的人说他们很苦，但正在变得好起来，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现在有很多房子空闲着，这是事实，但是这些房子也不全是富人买的。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能够保证他们的财富的社会，所以，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会越来越强烈。以前为什么没有，因为以前他们顾不上这些，他们忙着怎样填饱肚子，使自己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一直说，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很多人顾不得很多东西，只要能活着就行，到了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追求上升的时候，到了3000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小康了，他们就开始追求权利了，而到了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是社会最动荡的。日本在60年代的时候，也是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时候，也是日本的大动荡的时期，大学生在街上游行，和警察在街上发生冲突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会感到很平常，不会感到奇怪，但最主要的就是看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样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
2001年4月，莫邦富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対中国ODA批判を考える,「大平学校」を思い起こせ＞，引发日本社会广泛关注。
日本留学的前景
蔚蓝日语教育：您2009年曾有一篇文章称“日本进入大学倒闭时代”，需要更多外国的留学生，而在外国的留学生里面，中国留学生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其中也列举了一些数据以支持这一观点，您现在觉得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的前景如何，会不会因此有更好的前景呢？
莫邦富：不会因此变好的，我一直说，现在对学日语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我那时候学日语是很好的，是有稀有价值的一个时代，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稀有价值了，而且中日关系也不像原来那么好，只会越来越坏，但同时换个角度来讲，又是最好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外国人是不能够进日本的银行工作的，也不能够在国立大学当正教授，最多是个副教授，外国人在日本的企业里面是连个科长都当不上的，但是现在这些规定都慢慢的减少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天地更广阔了，以前不能到手的机会，现在都有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政治环境更严峻了。另外，我们那时候到日本来留学的人里面，鱼龙混杂，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精英，而现在到日本留学的很多人是因为在中国考不上大学，才到日本来留学的。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有很多到日本留学的，但当地政府在做数据统计的时候，却是由失业办来做的统计，到日本留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失业对策了。这在以前怎么可能呢？
现在很多日语学校，甚至东大都到中国设立办事处，招学生，供求关系变了。以前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是要给中介塞钱，让他们帮忙推荐，日本语言学校的一个教务长、办公室主任就可以拿很多钱，但是现在是语言学校即使给中介返佣金，在北京、上海还是很难招到学生，还要跑到陕西、山西、内蒙、甘肃这些地方去招。留学生的素质在急剧下降，日本企业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们需要员工的话，都跑到中国去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日本留学的前景在我看来是很严峻的。
蔚蓝日语教育：也就是说，对中国的学生来讲，现在是一个充满机会，但同时也是更严峻的一个时代是吗？
莫邦富：现在的留学生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就是，我只要学好日语，我的发音够标准，我就能够成为人才，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对日本来说，他不需要多一个类似日本人的外国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才。
蔚蓝日语教育：您对人才国际化的定义是？
莫邦富：首先要会外语，这是首要的条件；第二就是要有专业知识；第三就是要有作为世界公民必须具备的价值观、道德观等一些基本的东西。而现在很多留学生，在国内的时候就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到了海外以后又没有人监管，全靠自己碰撞。如果想成功的话，就需要有很高的悟性和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这是需要有很强的精神力量的。
大平班培养的人才有的继续战斗在日语教育，有的像莫邦富老师这样战斗在中日发展，但都为推动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贡献。而且大平班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的。蔚蓝日语教育在大平班精神的影响下，也会在中国的日语教育方面继续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