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麟声教授197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80年9月-1981年7月参加“大平班”第一期培训，后攻读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大阪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间社会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麟声教授从事的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一直在今天也是一个热门的议题。蔚蓝日语教育曾针对此对张教授进行了采访，我们一起来看下吧。
蔚蓝日语教育：请您谈谈您的家庭环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您后来进入大学学习日语的关系好吗？
张教授：小时候，因为父亲是搞技术的，母亲是小学教师，跟同龄人相比我们家书可能比较多一点 ,这就为我养成喜欢读书的习惯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一心想的是要听党的话，要为人民做工作。1975年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日语专业学习，都是国家安排的。包括后来的读“大平班”也是由学校推荐参加考试的。也就是说我上大学学习日语以及后来的研究日语基本上都是社会环境决定了的。
大平记忆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大平班”第一期学员，今天回想起来，自己与“大平班”的这份渊缘该从何处说起？
张教授：首先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比较好，日本政府才派了一个教师团到中国来搞日语教师培训，才能有这个“大平班”。我是“大平班”的第一期学员。能做第一期学员跟当时我所在的山西大学有关。因为当时山西大学的日语专业是新办的，所以虽然我比较年轻，也还是有机会被推荐参加了有关考试。如果在一个老学校，这种机会可能就没有了。
蔚蓝日语教育：您感觉到自己在1年“大平班”的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教授：应该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接触到了学问。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或者是日本人或者是在东北、台湾长大的老一辈，他们有比较强的日语运用能力，但是实际上没有搞什么研究，也不做相关的学问，我们也就只是跟着他们学习会话，掌握一些一般性的日语阅读能力。上了“大平班”之后，因为当时的老师都是日本很有名的学者，听了他们的课，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语言学这门学问。
蔚蓝日语教育：就切身经历而言，您如何评价“大平班”这一中日教育合作产物在中国日语教育发展史上的作用？
张教授：“大平班”在中国日语教育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日语教育的历史本来就很短，在战前是日本人搞的，那时我们中国人没有几个会真正地想去学日语。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们跟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国内有日语专业的学校也就只有两三所。真正开始在很多学校里办日语系、日语专业是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事情。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培养一点学生的应用能力，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所以，1980年开办的大平班为中国年轻有为的日语教师接触学问作出了巨大的启迪性的贡献。
当年大平班的学员们就是从教三楼的这个北门进进出出
蔚蓝日语教育：而今，时过30余载，再次回首，该如何评断“大平班”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的影响？
张教授：“大平班”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上了大平班我现在成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上这个大平班的话，我可能是一名公务员。也就是说上了大平班我才开始对学问感兴趣，才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
蔚蓝日语教育：多年以来，您对“大平班”一直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对于自己在多年的日语教学研究工作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张教授：我这一生在很多地方上过学，每个地方都有值得我留恋的地方。大平班是我做学问的一个起点，这个很重要。但是我真正做学问还是到日本以后，在大阪大学。所以，如果从研究学问的高深程度来讲我还是注重在日本学习、工作的这些岁月。但是大平班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是在大平班一年的学习奠定了我那以后做学问的道路。
语言学的殿堂
蔚蓝日语教育：80年代初您第一次赴日留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张教授：1981年的7月份我们从大平班毕业之后，组织上要推选几个人到日本留学，我有幸于同年10月份进了日本的大阪大学。那时候来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非常少，中国的驻外机构对我们非常关心，每个月我们都会到总领馆去开会。日本的日中交流协会也每个月请我们去看一次电影，还给我们发一些他们的刊物。那时候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我们在日本学习过得非常愉快。
蔚蓝日语教育：大阪大学在语言学研究上有着怎样的优势？当年的留学就是进行汉日对比研究吗？
张教授：在大阪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是一位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老师。他是当时日本国语学会七位理事之一，并且还是日本教育学会的副会长，学问好，人品也好。不过因为语感的问题，中国人搞纯日语研究毕竟比较困难，比如说，如果考虑两个句型或者是两个词区别使用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语感就没法说清楚。再加上考虑到以后我要回国教中国人日语，所以我就想着要把日语和汉语之间的区别搞清楚。就这样，从1981年留学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考虑对比研究的问题了。
当年大平班学员的住宿所在地——北语7号学生宿舍楼
蔚蓝日语教育：汉日对比研究在当时以至今天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有着怎样的地位与前景，以至于您30年如一日为之痴迷？
张教授：对比研究有盛有衰，但我是一直坚持这条道路。这些年来，我自己摸索出了一种比较新的研究模式，即“三位一体”研究模式，主要包括：对比研究、偏误观察、验证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又搞双向习得研究，就是把研究中国人学日语的事儿和日本人学汉语的事儿结合起来做。这几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在日本的学术界得到了认可，在咱们中国的汉语教学界也开始引起朋友们关注了。这几天北京语言大学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会，也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模式。
蔚蓝日语教育：在语言学研究上现在您在使用哪些方法开展研究？
张教授：从汉日对比语言学起步，一个就是发展出了上面提到过的“对比研究、偏误观察、验证调查” “三位一体”二语习得研究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开创了SOV·SVO型语言类型特征对比研究。另外，还建起了一个古代汉日语语言接触研究的新学科。
蔚蓝日语教育：您认为在语言学研究上，在中国国内做汉日对比研究与在日本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特点、可利用资源、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有哪些异同？
张教授：在咱们中国做汉日对比研究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吸收汉语研究方面的新成果，他们可以和他们学校搞汉语研究的人合作，这种条件是我们在日本没有的。但是目前在国内搞汉日对比研究的人大都还没有意识到去利用这些条件。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那就会得天独厚，做出大成果来。
蔚蓝日语教育：谈谈您发起的 “汉语背景学生日语习得研究会”好吗？
张教授：现在已经发展成了日本日语教育学会下面的一个专题性的研究会，一年有三次比较大的活动，分别在关西、名古屋和东京三个地区的大学之间轮流举行。
蔚蓝日语教育：如果现在有中国学生希望到您的研究室进行中日两国的言语对比研究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教授：我的研究室里现在有10个博士生，12个硕士生，还有10个准备考研究生的留学生，其中差不多一半是中国人。现在中国的留学生来我这里学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研究咱们中国人利用汉语的一些知识如何能够比较快、比较好的学会日语；另一种是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国地大物博有这么多的民族语言，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语言的相关知识去重新观察日语的话，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出很多新的发现。愿意来我研究室学习的朋友们可以从中进行一下选择，选取其中一个方面。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也不断有新的进展，但是张教授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汉日文化的研究。蔚蓝日语虽未从事汉日文化研究，但却一直奋斗在日语教育培训的前线，传授给大家日语知识的同时也分享日本文化，从日语学习到日本文化再到赴日留学，为中日交流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