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鹏霄老师作为当时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最年轻的研究会副秘书长为中国的日语教育付出很多，而且他还是当年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最年轻的副教授。提到这一点，朱老师总说，年轻代表我需要学习的还更多。的确，蔚蓝日语教育也非常赞同这一点，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发挥的空间和学习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朱教授的故事。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鹏霄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于1998年进入天外读硕士学位，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选择了读天外的硕士的？当时是师从哪位导师？
朱老师：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天外度过的。关于当时为什么选择攻读天外的硕士，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天外日语专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最早开展日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学校之一。第二，天外有很多老师，他们不仅学养深厚，而且要求严格，培养了许多日语人才。我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机会到一些部委参加外事活动，也听到了很多对天外的高度评价，可见当时天外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还是不错的，我也以出身天外为荣。
当时，修刚教授是我的导师。可以说，修刚教授的悉心指导，为我后来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跟随徐一平老师攻读博士、为在黑大跟随北大的彭广陆老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我觉得自己在求学道路上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一直得到了名师的指引，这对我的成长和发展影响很大。所谓选学校不如选专业，选专业不如选老师，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比较符合。
蔚蓝日语教育：想必师生之谊日久弥深，可否简述两例？
朱老师：首先，修老师重视对学生学业的指导。修老师的工作很忙，但他经常通宵达旦地给我们修改论文。记得硕士论文答辩前夕，虽然已是深夜，但他还是把我叫去，给我做最后了详细的指导。这种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对我后来做老师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其次，修老师关心学生的每一个进步。每当我在学业上获得小小的进步时，修老师都会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祝贺。记得我考上博士时，修老师曾在夜里十点半给我打来了祝贺电话。作为一个校长能够这样用心的对待学生，我觉得很是难得。另外，修老师一直都是我们青年人的精神支柱。每当在生活或学习上遇到困难，精神上需要鼓励支持的时候，修老师都会及时出现，耐心地帮助解决。屈指算来，做修老师的学生已近14年。这14年间，我觉得始终被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吸引着。
蔚蓝日语教育：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了学习日语？2001年，您从天外硕士毕业，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就业？
朱老师：高二的一个暑假，我躺在夜空下听着收音机乘凉，偶然调到了日语台。当时觉得广播员的声音特别的好听，声音很柔和，我立刻就喜欢上了日语，这可以说是促使我后来学日语的直接因素。我当时选择专业不太功利化，没有太考虑学日语后的就业前景。可以说，就是这种幼稚的、没有太多功利化的因素使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并走到了今天。
在我上研究生期间，并没有想过将来要做老师，而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后来学校选派我去留学，回来后就留校任教了。其实做老师对我来讲很符合我的性格爱好，因为我很喜欢读书。另外，做老师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家庭影响，因为我们家里做老师的很多，自己从小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可以说，做老师，也是一种宿命吧。
蔚蓝日语教育：是天外有怎样的一种魅力在感染着自己，让自己欣然回到这里并为之付出？
朱老师：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表达对天外的感情，那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在回天外工作上，我也做过很多思想斗争，也觉得辜负了很多老师对自己伸出的橄榄枝。客观地将，如果我选择其他道路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会有更广阔的道路。但是，感情因素在我做选择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这读的，后来又在这工作，算上今年，我来天外有18年的时间了，这占了我现在年龄的一半。随着时间的增加，感情也越来越深，可以说天外是我的第二个家。第二，这里有让我眷恋的师生情谊。我说的滴水之恩，除了学校对自己的培养之恩以外，更多的是老师对自己的关心和培养。我觉的，作为学生，有义务回报昔日老师的教诲。，我当时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天外的。
蔚蓝日语教育：今天您如何看待天外这个发展平台？
朱老师：客观的讲，天外与综合性大学及一些同类院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仅就日语专业本身来说，天外的平台还是很高的。近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修刚教授的努力下，天外日语专业取得了很多标志性成果，如： (1)“基础日语教学新模式的探讨和研究”获全国日语专业的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基础日语”为全国日语专业第一个精品课程；(3)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项，在全国日语专业中位居前列；(4)获选全国日语专业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5)获得全国日语专业首批专业硕士（MTI）学位授予权；(6)“基础日语课程教学团队”获选全国日语专业首批教学团队；（7）是全国高校日语专业中获得2008年奥运会翻译资格的日语专业；（8）交流范围广泛，交流合作的国外高校达到近20所。此外，日语学科还是天津市重点学科及重中之重学科，近年来在学科及专业建设上得到了很多资金支持，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保障。我相信，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今后天外日语学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蔚蓝日语教育：朱院长是2002年入学日研中心博士班的，当时是第几届博士班？当时带自己的导师是哪位呢？
朱老师：如果按照不同老师来算，这个结果是不同的。从徐一平老师那边算，我是第三届；但如果从严安生老师那边算，就成了第五届了。2002年之前，每届博士生就一个人，但到了我们2002届的时候，因为徐一平老师和曹大峰老师都是博导，所以博士生也就变成了两个。当时带我的导师是徐一平老师。
蔚蓝日语教育：前些年，似乎大多硕士毕业后还会选择继续读博士，而博士毕业后基本上就会进大学当老师，真正进企业的很少，不知是否是这样？
朱老师：关于出路的问题，就像您说的那样，在读博之后基本上都是当老师，进企业的很少，而且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变化。我想这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人才的需求有关。首先是人才的缺乏，在2006年的时候，全国开设日语专业的学校有一百多所，设硕士专业的有20所左右，但有资格培养博士的学校很少。据我所知，当时综合类的只有北大、吉大，外语类的只有北外、上外等具有博士授予权。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状况与大平班时代是不一样的。大平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后来选择当作家、媒体人或者进企业，因为那时候急缺日语，只要会日语，就是多面手。但我们现在精细化了，分工更加明确。而且读到博士如果把专业扔了很可惜，所以就选择当老师。
蔚蓝日语教育：日研中心的师资力量、教学特色、生源水准等方面给您的印象如何？日研中心作为“大平班”的延续，您觉得都继承了哪些优良的品质？
朱老师：日研中心的师资力量很强，它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中心前身大平班连续5届的老师，都是当时日语教育圈的很厉害的人物，是我们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能够请这些名师来给学生上课，这是任何大学和机构都比不了的。
关于日研中心的教学特色，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是专业划分比较明确；第二是教学内容比较丰富；第三是学术交流活动非常丰富。除了学生短期访日活动以外，每周都有学术讲座，每两年还有一个大型学会，这对于开拓学生的专业视野有很大促进作用。另外，日研中心的学生素质很高，基本上都是各个学校的优秀学生，专业水平比较过硬。除了师资、教学、生源之外，我还想说的是，中心的设施十分先进，图书资料十分丰富。中心的专业图书在全国来说是又多又全的, 另外，中心没有的书，可以通过馆际互借让日本那边给寄过来。我想很多学生也是在来日研查阅图书时才认识了日研，加深了对日研的了解。我想很多学生认识日研，可能都是被它丰富的馆藏图书所吸引所致。
关于日研中心对“大平班”的继承，我觉得有四点：第一，日研中心继承了“大平班”为中国的日语教育培养教师的重任。第二，中心继承了“大平班”作为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窗口的作用。第三，在尝试改革和发展上，中心和大平班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历史发展的楷模。“大平班”是当时中日两国双方领导人很有魄力的尝试，中心也继承了“大平班”的这种精神，在专业和方向上不断进行拓展。比如，中心开始只有硕士培养，博士还没有纳入计划，国际交流基金也只是支持硕士访日，博士不在计划范围之内，后来才是全面开花，博士也纳入其中，规模也扩大了。第四，在人文精神的积淀上，中心和“大平班”是一脉相承的。
日研中心的毕业生和其他学校毕业生的不同，我概括来说，就是中心是专业型的，其他学校是通识型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心在教学上专业性很强，所以学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比较多，水平也比较高。与之相对的是，其他院校开设的通选课可能多一些，这样就形成了通识型的。所以说如果非要区分的话，就是中心的专业性特别的突出。
朱鹏霄教授（左）和蔚蓝吴老师（右）
蔚蓝日语教育：提起当年中心的老师们，不知朱院长崇敬和欣赏的是哪一位？哪位老师在自己的人生教诲或事业发展、生涯规划上的帮助很大？
朱老师：中心的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比如，老主任严安生老师每天都笑呵呵的，但是治学特别严谨。他的这种精神，让我受益良多。曹大峰老师总是积极将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让我们能够了解前沿动态。郭连友老师翻译水平很高，我跟他在一起做翻译时，学到了很多东西。张龙妹老师很勤奋，每次看到她时，总是孜孜不倦伏案研究的样子。施建军老师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他做的研究，总让我们有种难望其项背的感觉。谯燕老师很和蔼，每次到研究室，都能和她好好谈心说话，感觉很放松。当然还有其他的老师，每一个老师都教给我很多，我也吸收了很多，这些丰富了我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说到尊敬的，当然还是自己的导师徐老师。可以说，徐老师对我的人生、事业和规划都有很深的影响。记得在一次课上，徐老师给我们即兴讲了他年轻时在做翻译时接触到的一个日本学者对“和”的研究成果。其实这个“和”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的一生有失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这方面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刻。如果你前期走的很顺，后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果你前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你坚持走下来，在后期，你可能结成硕果。毕业后，不管是我在遇到困难还是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个“和”。这一个“和”字，包含了很丰富的含义。在课堂上听徐老师讲这个“和”字已经过去近十年，但它迄今还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学习。
要说对我影响深刻的，也是徐老师。徐老师上课非常幽默，我也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以至于我现在在上课时都会刻意模仿徐老师那种举重若轻、要点清楚的风格和感觉。这种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很深刻。徐老师对我人生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业上。我进入中心之后，徐老师主持构建的中日对译语料库这一国家社科课题正接近尾声。当时我也有幸在第一时间接触了一些，并充分感受到了它的魅力。我后来做的一些课题也都是借助语料库展开的，所以这也使我的人生规划在无形中就有了一种宿命。后来我申请做博士后的时候，也是徐老师给我写推荐，并要求我尽可能的去拓展研究的空间，所以在我的人生规划上，徐老师给了我很大的推动和促进，并在无形中给我造就了很多的机会。
蔚蓝日语教育：在今天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否也与日研中心保持着密切合作？
朱老师：我现在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和中心保持着密切合作的。我回到天外后做的三个省部级项目或国家社科项目，都曾在不同场合请教过昔日的老师。另外，课题组的成员，也大部分是昔日同窗或学弟学妹。所以，我人虽然离开了日研，但在学术上却始终与中心走得很密切。
蔚蓝日语教育：现在天外的日语学科在研国家级项目达到4项，省部级项目达到20项，您怎样看待天外跨越式分发展？
朱老师：虽然称不上是跨越式的发展，但确实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天外日语学科在全国日语界的影响力的提升带来的推动方面，我觉得主要有三点：第一，它充分显示了天外日语学科的实力。2007年修刚老师、2008年李运博老师、2009年张晓希老师连续获批国家社科项目，这在当时全国的日语学科似乎是没有的。现在加上我个人的已经达到四项了，这在全国是排在前列的。第二，它显示了天外在学科建设上的成果。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这四个项目的方向上。修老师的是术语学、李老师的是词汇学、张老师的是文学，我的是语料库语言学，四个项目四个侧重点，这说明了这个学科是有方向、有厚重感的；二是体现在年龄上。修老师和张老师是五十年代生人，李老师是六十年代生人，我是七十年代生人，这体现了一个梯队层次，说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另外，我们注重通过项目来带团队，吸收年轻的老师、培养有潜力的老师，这样有助于他们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助于他们专业能力的提升和方向的定位。着眼未来，我想天外日语专业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蔚蓝日语教育：在师生交流，人才培养上，您觉得教育者应有哪些人文职业精神？
朱老师：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有爱心和责任心。爱心和责任心是从事教育事业的基本要求，只有热爱教育事业，你才会愿意为它付出心血。还是以修刚老师为例子来说吧。修老师经常需要参加一些会议，但为了不影响学生，他总会提前给我们上课。在冬天，他还会给我们买好早点，让我们一边吃一边听他讲课。我觉得这就很好地体现了一个老师对教育的责任心和对学生的爱心。
第二，一定要博学，要有知识积淀。作为老师，需要有一点书卷气，这是老师应有的一种风范，应该继承。这一点，前辈们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好继承，好好发展，永远不能忘记学海无涯。
蔚蓝日语教育：我想您也应该算是最年轻的研究会副秘书长了吧？不知对于将来研究会的相关工作自己有怎样的打算？
朱老师：关于“最年轻”我想说两点：一个是，虽然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在天外日语专业可能是最年轻的、评副教授也是最年轻的、在学会中担任服务职务的也是最年轻的，但是，我首先只是一个教师，作为老师还是需要心灵的宁静的，不要刻意去追求这些东西。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最年轻”是偶然得到的，属于特殊情况。因为之前教学研究会设有秘书长，不设副秘书长，但是今年可能是因为实际需要，特别又设了一个副秘书长。当然，我想这可能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和对我今后工作的一种期盼。
对于以后工作的打算，我一贯的想法就是：以服务为中心、以服务为理念，服务好学界同仁关于今后的工作，我想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完善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网站，把它建成中国日语学界信息发布和交流的平台，延展教学科研交流的时间和空间；第二是做好协调工作，做好校际之间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交流，这也是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成立的初衷。
天津外国语大学是很多学生的理想院校，尤其是蔚蓝第六时限今年的日语高考生中，很多学生的第一志愿就是天津外国语大学，不仅是因为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教学质量出众，我想也因为天津外国语大学层出不穷的日语前辈们在鼓舞和激烈着日语学子们。在此，蔚蓝教育也祝愿所有的日语学子们能够如愿，顺利进入自己理想的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