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曾受过“大平班”熏陶并最早晋升教授的日语教育家，他代表着中国日语教学和日本文学研究的一流水平，他几十年如一日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坚守着自己为之欣喜、为之思虑的热土，努力找寻着中国日语教育的明天，他就是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宿久高教授。蔚蓝日语教育曾有幸采访到宿久高老师，你是不是也好奇高老师到底有怎样传奇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宿教授（右）与蔚蓝吴老师（左）合影
师出名门
蔚蓝日语教育：历史上东北是较早开展日语教育的地区，最早可追溯到什么时候？您对当地开展日语教育的情况有哪些印象？
宿教授：国内最早开展日语教育的是北京大学，是在1946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最早设立日语专业的是吉林大学，当时叫东北人民大学，是在1956年。东北地区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语是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政策、对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必备工具，强迫人们学日语。所以，当时日语在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普及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吉林大学最先开设了日语专业。东北三省开设日语比较早的还有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和黑龙江大学。
蔚蓝日语教育：吉大应该是最早招收日语专业学生的学校吧？当时是基于怎样的现实需要？当年吉大在日语教学上有哪些优势？
宿教授：是最早招收日语专业学生的学校之一吧。建国后不久，在大学设立日语专业，我想是基于国家外交及经济建设的需要。虽然当时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没有政府间的交流，但民间交流并没有中断过。我认为国家对于同处于亚洲、历史上又有很深渊源的日本还是很重视的，对日本的研究、了解一直没有间断过。吉大的日语非常有名，一是因为它的历史长，实力强，教学水平高。当时有一套完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当然现在看来还有很多缺陷）。二是吉林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学校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当时叫新京。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批人才是当时伪满洲国公费派到日本去留学的，而且大部分人走的是东京一高——帝国大学的留学径路。毕业的学校有京都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全是名门。他们的知识结构好，水平都非常高。这些人回来后基本上囤积在长春，1956年吉林大学建立日语专业时来校任教。所以，当时吉大日语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形成吉大一个独特的优势。中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都是派老师来吉大进修回去后创办的，如黑龙江大学的刘耀武先生等都在吉大进修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吉林大学可称作中国日语教育的摇篮。
宿教授（右）与蔚蓝吴老师（左）合影
蔚蓝日语教育：当年吉大有很多曾留学日本名校、造诣精深的老先生，您当年师从哪位老师？师生之谊有着怎样的深刻印象？您对当年工农兵上大学怎么评价？
宿教授：我当年本科和研究生师从的老师都非常优秀，水平高、严格、敬业。1979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日本文学史家王长新教授研习日本文学。老师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造诣非常深，水平非常高，治学非常严谨。我是老师的开门弟子，对于我来说，老师是严师慈父，良师益友，我受老师的影响很深，我很幸运遇到了这么一位好的老师。我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老师身边工作。老师已于1994年4月仙逝，作为弟子，虽然我的日语水平和研究能力远不能令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师满意，但老师的确教了我很多很多，给了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我是工农兵学员，1972年4月上的大学，当年还真地考试了，只不过考得简单些。1973年因为出了个张铁生，我记得是考了朝阳农学院，交了白卷并造了反。所以，1973年以后就不考试来了，完全是推荐上大学，直到1976年最后一届。1977年便恢复高考了。工农兵学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就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当中挑选一批人到大学学习，坚持从工农兵当中来，服务于工农兵的理念。我们这批人也算是历史的选择。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人是很难掌握自己命运的。我来自农村，能够上大学很幸运，所以非常珍惜，一直很努力。工农兵学员虽然有些个体差异，两极分化明显，但整体特质是有信仰，有信念，能吃苦，自力能力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一个时代的国家栋梁。但是，有很多更优秀的人没有获得如此幸运的机会，被埋没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无奈和命运的悲哀。
追忆“大平班”
蔚蓝日语教育：1983年，您参加了为期1年的“大平班”第四期培训。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以您的水平和资历应该能更早参加培训的，当年是出于什么原因才延后了呢？
宿教授：“大平班”计划每年培训120人，5年共600人。这些人是经过考试之后，根据学校的工作需要，决定哪位老师先去哪位老师后去。我当时正在担任七七级的精读课，没有人替换，所以就去了第四期。
蔚蓝日语教育：您曾经的大学老师都是有留学经历、造诣精深的专家，和后来“大平班”的老师们相比，在方式方法上有哪些特色和明显的不同之处？
宿教授：应该说差异还是蛮大的。吉林大学的那批老专家除了个别的以外，学习经济、政法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居多。这些老师之所以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是缘于他们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日语语言方面的知识，更多的是人文方面的素养，还有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但是，由于他们都是东北光复前回国的，对日本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战前的水平，缺乏对日语教育理论的阐述和系统的构建。而“大平班”的老师，他们是语言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在日本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阐发，使得专业的建设和专业体系的构建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变得有规律可循。对中国当代日语教育课程的设置、体系的构建、教学计划的制定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宿教授题词
蔚蓝日语教育：您在大平班时最崇敬和欣赏的是哪位老师？他们在哪些方面使您感触最深？又在哪些领域给您以深刻启示？
宿教授：当时日本把最好的老师派到了中国，他们都非常优秀，所以说这也是在当代中日友好交流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一大举动，意义深远。我觉得不仅是我，包括大平班的所有学员，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佐治圭三教授。他在中国做了五年大平班的主任，甚至为此辞去了在日本大学的教职，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日语教育事业。他的大将风范、坚韧的意志，渊博的知识、独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中国学生的的友好和真诚，都无形地影响了很多人，可以说是一个楷模。他去世的时候，很多大平班的毕业生前往悼念，反映了大平班同学对老师的深厚感情。大平班教过我的所有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印象最深刻，对我的工作，乃至人生态度产生影响的还是佐治圭三先生。对于中日友好来说，这些老师是基石，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私奉献。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珍惜，去发扬光大。
从大平班回去以后，我就担任我们学校的日语系主任，从专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包括我们学校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在考虑中国国情、保持和发扬吉大优良传统和特色的同时，融入了一些日本的经验和元素，这些经验和元素就是从大平班的日本老师身上学到的。
给我的启示有两点：一是吉林大学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仅仅会讲日语是不行的，要知道怎么使日语活起来，这就要靠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对日本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度理解，懂得如何把它们运用到平时的教学当中去，和学生有一种互动。我觉得，中国人学习日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本国的历史与文化，要竖立起一个参照体。这样，我们在学习日本、研究日本的时候，就会意识到什么地方和中国不一样，，思考为什么不一样，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切入点。另一点是了解中国的国情，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增加一些我们中国语境下的话语权和研究成果。我们教授日语和研究日本究的目的，不仅仅是研究日本，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国家的情况介绍给日本，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这就要求对两国文化的差异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蔚蓝日语教育：您在“大平班”毕业后的第二年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大平班”的培训学习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可否视为 “大平班”对自己人生规划的一种表现？
宿教授：一名教师或研究者，都不是多面手，要有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同时要具备研究和教学的技能。我上大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没有留过学，我所有的日语知识和能力都是吉林大学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所以，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的日语是吉林大学制造。去“大平班”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么多的日本老师，使我对语言有了更深的理解，学到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开拓了我的教学和研究视野，对我的教师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博士读的是中文系，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我当时感觉到：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到了一个拐点，就需要补课，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课，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和文化，了解自己国家的国情，在此基础上再反过来再去观照日本，这样视野就更宽阔，思考也会更深入，也会有所创获。迄今为止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方向，没有今天研究社会，明天研究文化，因为我的知识结构未达到这样的广度，只是略知一二，要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是不可能的。教师应该一专多能，但是专业应相对固定，否则就没有深度。所以“大平班”对我个人的规划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为了这一片沃土
蔚蓝日语教育：吉大日语教育一直以来坚持着怎样的自我定位和人才培养原则？
宿教授：这也是我们一直考虑的问题。各校情况不同定位也会有所不同。吉林大学日语有自己的定位：第一不扩招，坚持精英教育，坚持小班上课，本科生每届招收两个班，共44人。第二是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上，严格规定培养内容。比如，商务日语、旅游日语等课程现在似乎比较时髦，这些课程我们目前没有作为主要课程开设，仍然把日语精读、会话、日语语言学、日本近现代文学、古典文学、日本文化、日汉翻译等作为支柱课程。在努力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的同时，尤其注重学生人文厚重感的培养。我们的想法是以不变应万变，以高素质、高技能来迎接社会的挑战。在学生就业方面我们也提出了三点：一是就业率要高；二是就业层面要高；三是就业后的发展前景要好。我们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很优秀，有的在中联部、外交部等国家机关，有的在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中国》等事业单位，有的进了大中型企业，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自己的贡献。这些毕业生对专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拉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吉大日语的影响很多是靠学生实现的。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宿久高教授
蔚蓝日语教育：就您目前对国内日语教育情况的了解，如果说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专业会被淘汰的话，您觉得这个比例大吗？
宿教授：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关键应该进一步明确大学的专业日语教育应该怎样搞。一些人认为就是学习日语技能，掌握应用能力，毕业后找到高薪的工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它混淆了大学的专业教育和高职高专的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界限。
上大学，一方面是为了学习一个专业，另一方面是人文的培养过程，是学学术，学思想，是通过大学的学习，掌握一种广泛的适应能力。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味地迎合社会需要改变课程设置，只侧重于语言技能的培养，从长远的观点看，那或许不是大学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应该承担的任务。
大学日语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一定的理论水平、具有一定的人文厚重感和国际视野的高质量、复合型日语人才。其中能力是极其重要的。所谓能力，可概括为“明晰的观察”、“明晰的思考”、“明晰的表述”三种。“明晰的观察”是在学习或工作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力；“明晰的思考”是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和路径的能力；“明晰的表述”是把发现问题、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途径通过语言或文字，层次清楚、逻辑严谨地表达出来的能力。大学专业日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可因各学校的定位不同而异，但这三种能力的培养应该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使命和任务。
外语教育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才的需求与语言对象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与语言对象国之间的关系如何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到日语来说，日本的发展、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如何，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产生影响。现在许多日本企业到中国来投资，这也意味着对日语人才的一种需求。但仅仅培养学生的日语技能，毕业后去一些企业工作，那或许是职业技术学院承担的任务。淘汰的数量很难估计，只能说一些师资力量不足，学生培养质量不够理想的专业几率会大一些，反之几率会小一些。
蔚蓝日语教育：曾有报道以“淡泊宁静”一词形容您的处世态度，乐在教学与读书之中，在您心目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您的亲力亲为，垂身示范为的是追求怎样一种境界？
宿教授：我觉得人的一生有一份喜欢的工作，有较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可能是最高的境界了。人生的定位是由你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其实知识分子都有虚荣心，我也有。但是为什么要淡泊它？这就是自我定位的问题了。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追求是人的一种潜在的本能。要生存就会有一些欲望，比如说作为教师，想尽快地晋升职称，想改善生活条件，想作名师，这都是一种欲望。社会要发展需要整体欲望和个体欲望，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称作“理想”或“目标”，这也是国家发展和个人工作的动力。但作为个体而言，做到准确把握欲望却不容易。当欲望实现不了的时候只能学会自我调整，欲望少一点，幸福感就会多一点。欲望太多又实现不了，就会苦恼。教师就是教书，不可能做出惊天动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淡泊名利是一种品格，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
我一直坚持授课，因为我对本科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刚上大一的学生一般都十八九岁，人生刚刚开始，他们需要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在业务学习和人生规划上多给予一些引导。当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或者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以后，你的引导就会起一定的作用。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现在的学生更需要老师亲力亲为地和他们交流。当你认为学生做得不好的时候，要严厉地批评他，但之后一定要去关心他。要把批评和关爱结合起来，循循善诱。批评只是一种引导，关爱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应该把好的传统继承下去，好好教书，好好育人，让我们的学生都能很好地成长起来。
再次读宿老师的专访，不仅为他溢于言表的日语教育家精神所倾服，倾听其把脉中国日语教育转型趋势，畅谈“大平班”予之一生的影响，也让人深刻感受着他为之幸福耕耘不止的日语教育这片热土的脉搏。蔚蓝教育也想借此感谢为中国日语教育辛勤付出的各位前辈们，现在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你们的付出和贡献。蔚蓝日语教育虽然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但一定会保持初心，专业尽责，为日语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