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语教育界有这样一群前辈，他们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日语教育事业，甚至在退休后还坚守在一线。日语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只是事业，而且已经融入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原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胡振平教授的故事。蔚蓝日语教育在多年前就曾采访过胡教授，那时的胡教授一提起日语便滔滔不绝，神采飞扬。蔚蓝知道胡教授和日语教育割舍不断的感情，是旁人羡慕不来的。让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当年胡教授的专访吧。
原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胡振平教授
我和洛外
蔚蓝日语教育：胡教授，您对小时候东北地区日语教育的情况是否还有一些印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大学的时候选择学习日语的？
胡教授：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才5岁，日语对于小时候的我有一些印象。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小学和中学，国语就是日语。日语词汇“通帐“、“配给”等，当时的老百姓就把它们当汉语来使用了。另外，我从小也受一点影响。例如一些简单的日语吃饭叫“めし”、骂人是“バカ”以及用日语数数等，这些在上小学之前就会。
正式的学日语是在上大学以后，那也是被动学习的不是自己选择的。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学校又有些特殊性，分配你学什么你就要学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再加上那时候人们思想单纯，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学了以后能干什么，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理想多多可以自己选择专业。
蔚蓝日语教育：听说洛外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中央军委日文训练班，怎么形容洛外日语在当年以至于今日中国日语教学上所处的地位？
胡教授：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前，中国大陆除了北大和北外贸以外就没有开设日语专业的学校了。我们学校因为有一点特殊性，当时可以说是完全的独立办学，教材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自己编写自己使用，这样差不多坚持了20多年。
由于我们学校的历史比较久，再加上我们的老师自己深入钻研，独立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洛外在中国日语教育的很多方面都是开了先河的，中日恢复邦交以后很多学校的日语教学使用的都是我们学校编的参考书，例如王曰和先生编写的《日语语法》，陈书玉先生编写的《日语惯用型》还有后来出版的各种教材，对全国各大学的日语教学也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蔚蓝日语教育：毕业之后留校执教至今，您将自己的多半生都献给了洛外，深得后辈敬仰，怎么形容一下您对洛外的这份情感？
胡教授：我18岁进入洛外，学习，工作了四十多年，到65岁退休，所以说我的大半生是在洛外度过的。在洛外学习、在洛外工作，我把洛外当成自己的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我教出的学生，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我跟洛外的感情是割舍不断的。而且我退休以后还是住在洛外校园里，可以说我这一生就是和洛外融为一体了。我的青春、我的事业，往小处说是贡献给了洛外，往大处说就是贡献给了中国的日语教育事业。
胡教授（中）在大平班同窗会交流现场
“大平班”记忆
蔚蓝日语教育：您报考第一期“大平班”，当年有怎样的条件限制吗？当年国内的日语教育在教学风格和教学内容上以及日语学术研究方面都有哪些差距？
胡教授：参加“大平班”的时候，我从事教育事业已经有20年了。“大平班”第一期学员是全国进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600人参加考试，按照考试成绩的排名选择120人为一期生，所以说能够参加“大平班”的一期生，是非常荣耀的。
当时中国的日语教育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大纲、教学法等各个方面都还比较初级。当时主要通过两门课来教授日语，一门是精读课，一门是泛读课，语法就包含在这两门课当中。不像我们现在读听说写译五项技能，分别都设课。至于教授法，当时就更不懂了。因为当时在大部分学校日语都算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以前没有开设过。英语相对日语来说开的就比较早了，所以我们就借鉴英语的教学方法来教日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英语教学搞听说领先法，就是以听说、会话为主，那我们日语也搞听说领先法。还有就是语法为纲法，就是以语法条条为线索看有多少句型，按照句型安排助词，助动词，这样所有的语法现象，所有的助词、助动词都能够教到，不漏掉，这就算完成了精读课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大平班开班以前，中国的日语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
上“大平班”以后，“大平班”的课程设置上，除了日语的读、听、说、写、译以外，还设了日本概况课。当时国内各大学除了讲语音、词汇、语法以外，有时候也会讲一点和日本的生活有关系的词汇，作为语言的文化背景来讲，但是不系统。后来受大平班做法的启发，在课程设置上就都设了日本概况课，就是把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化综合到一起作为一门课来讲，设置这门课的学校后来慢慢地增加。再后来就更加细化，像日本地理、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等都分别设课了。
蔚蓝日语教育：“大平班”对中国日语教学有哪些影响?日本专家的教学给自己带来哪些方面的启发？
胡教授：在“大平班”，一些我们当时想不到的课他们都开设了。除了读、听、说、写、译，还有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史等，都是请非常有名的专家、教授来讲这些课，我们当时都是第一次听，至于后来回到各自的学校以后开什么课，这就根据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不同以及各个学校的情况而不同了。特别是有一些学校后来除了本科教育以外，又有了硕士生，硕士生的开课大部分是受了“大平班”的影响，大平班当时设什么课，就给硕士生设什么课。
我想大平班对中国日语教育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三个时期:就是80年代，90年代，00年代。80年代是初级阶段，就是受它影响的只是在大平班学习以后或者少数人再到日本进修回来以后的人，这些人在那边学到的，回来以后在教学上就有所应用。90年代是中级阶段，这个阶段就比第一个阶段提高了一个档次，特别是在开了硕士课程以后这个影响就更加明显。00年代的时候有些学校又开设了博士课程，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大都是大平班毕业的，这个时期受“大平班”的影响就更加深刻了。这些当然给中国日语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
就个人来讲，我后来开设的课程就是借鉴了“大平班”当时的课程设置。还有就是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有目的地派教师到日本去进修，让他们带着任务去，专门去学音韵学，文体学或者语法学等等。他们学成回来以后就按他们所学开设课程，这样有目的的来搞，课程设置就比较科学合理。
胡教授在“大平班”同窗会上的合影
蔚蓝日语教育：当年“大平班”1个月的赴日研修给自己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您又怎样评价“大平班”的出现给当时的中国带来的社会影响？
胡教授：因为我们是第一期，日方特别重视，一个月的访日研修，日本外务省出面接待我们，招待的规格很高，安排的路线、参观的地点，内容都非常好，所以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日本非常干净、漂亮。我们的皮鞋在日本穿一个月不擦都还非常的亮，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日本的马路边或者公园里你随便找一块石头摸一下，非常的干净，一点尘土都没有。二是日本的发达程度。日本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度非常的高，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所以这跟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情况相对比，差距太大了。这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对人生的影响上，可以说通过访日以后我更加喜爱日语，更加想要把日语事业搞好了。把我的经历、我的经验，用在教学工作上，教出更多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对将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的交流，做出贡献。所以说大平班对我的人生起了一个激励、转变的作用。
对社会的影响在当时还看不出来。但是这600人毕业后回到各自的学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自己的教学。然后，他们陪着学校的领导访日，跟日本的大学谈判，建立校际友好交流关系，甚至协助建立友好城市，随之而来的就是交换留学生、交换教师、派中国人去进修，再后来的活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从“大平班”毕业的这600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在日本的莫邦富做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张麟声成了大阪府立大学的知名教授；在国内，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等等这些人都是一期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日语教育的圈圈里面，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蔚蓝日语教育：多年以来，自己对“大平班”一直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对于自己在多年的日语教学工作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胡教授：如果没有“大平班”，就没有我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大平班”我就不会被推举为会长，不当会长也就不可能为中国的日语教育做出许多贡献，所以“大平班”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能够进“大平班”，也是我一生的荣耀。“大平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平班”的主任佐治圭三先生。他忠厚朴实、不图名利、任劳任怨，一个人兼做几个人的工作，除了教授一门课以外，每一位教授的迎来送往，与教育部的各项交涉等等都要亲自去做。佐治先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的品德修养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教授（左）和蔚蓝吴老师（右）的合影
我的洛外我的日研中心
蔚蓝日语教育：在您的大力推动下，洛外也成立了日本学研究中心，在成立之初您对此有哪些长远规划？相较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洛外日本学研究中心有哪些独具的特色？
胡教授：洛外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是在80年代成立的，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学术团体，主要是为了方便跟国内外的一些学术单位作学术交流而成立的。通过研究中心与日本的个人，团体、学校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打交道，使我们获得了来自日本的图书寄赠以及他们提供的到日本进修的机会等，为此我们还成立了自己的日语资料室，为我们学校的师生，为我们的日语教学带来了方便。
我们的日研中心和北京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们主要是培养硕士生和教师进修，现在博士生、博士后也在搞，而且他们是有招生任务的。我们的日本学中心只是负责学校的对外学术交流，至于招生任务是由日语系、日语教研室去做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没有招生、培训的任务，所以说有本质上的区别。
蔚蓝日语教育：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之间是否也经常有一些项目合作？您对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胡教授：我们跟北京日本学中心有很多合作项目。像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是互相交换的。还有就是人员方面的交流，比如徐一平被我们聘为客座教授，他们也聘我们的老师作为客座研究员。还有图书资料的交流，他们接受国际交流基金的赠书比较多，图书资源非常的丰富。国际交流基金的赠书每年都有新书，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副本，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图书资料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就赠送一部分副本给我们，因此我们的图书馆里面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库。我们之间是互相支持的。
“大平班”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在全国的一片呼声下，国际交流基金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就是后来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而且当时为了衔接方便，佐治圭三先生没有立即回国，又继续在日本学研究中心待了半年，所以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大平班”的继续。我对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希望就是：希望他们像“大平班”一样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员，在中国的日语教育和日本学研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把中国的日语教育和日本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胡教授为蔚蓝《“大平班”的前世今生》专刊题词
日语教育的职业精神
蔚蓝日语教育：您本人曾任第四、五届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主持召开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您怎么看待您半生的日语教研生涯？
胡教授：我的一生都在搞日语教育，在学会当了两届会长共八年，赞扬的话也听了不少，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我自己总结一下的话很简单，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教了几个学生、写了几本书。虽然做了八年的会长，但也没有像后来的会长那样干得轰轰烈烈。像我的后任宿久高，他就获得了日本授予的大奖，还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再后来的修刚，他主持召开了令日本人都很感动，很佩服的规模空前的世界性会议。所以他们真正是后来居上，一代更比一代强。我所做的不过是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给国际交流基金写个申请，为学会筹划点经费；跟出版社联络一下，让他们免费给我们出版日语教学研究文集，还有就是两年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8年共召开了4次国际会议，出版了4本日语教学研究文集。所以那些赞扬的话不过是对我的鼓励而已。
蔚蓝日语教育：京都大学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日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自己，就您多半生的日语教研生涯体会而言，我们要不断学习研究日语、研究日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胡教授：只是说日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自己的话，我觉得不够全面。因为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还要认识对方，也就是日本和日本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日语教学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日本，正确的认识日本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以一个了解日本、懂日语的中国人的姿态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外交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勤奋严谨、创新奉献。虽然是我们学校的校训，但是我想这也适用于日语教师的职业道德以及在教学上要遵守的原则。
从胡教授的专访中，蔚蓝读出了他对他对洛外深深的热爱，和对日语教育浓浓的期盼。如今，中国日语教育发展的如火如荼，随着越来越多像胡教授这般日语教育爱好者的加入，中国日语教育的队伍日渐壮大。蔚蓝日语教育也紧跟大部队的步伐，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建立教育基地，面向全球华人学生提供日语教育培训，帮助更多学生迈进理想大学，实现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