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班”可谓是中国日语教育界的“黄埔军校”，是最初期的日语培训机构。为中国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日语教师和精英。蔚蓝日语教育曾有幸采访过原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唐传寅老师。而作为当年第四、五届“大平班”的中方主任，唐老师深情的讲述带我们走进当年的北语，一同回顾那些大平班幕后工作的岁月，感受那时的为师心声以及他与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
原北语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大平班”第二任中方主任唐传寅老师
蔚蓝日语教育：唐老师曾师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令人敬仰！当年在北大的学习与工作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又是怎样的渊源您走进了“大平班”的生活之中？
唐老师：我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朝鲜语专业，第二外语学的是英语，日语作为我的第三外语修过1年。季羡林先生当时是我们的系主任，我曾多次聆听过他对我们的教诲，但我没有上过季先生的课。毕业之后我留在北大执教。当时北大有一个专门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当时主要是接收来自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留学生。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为了培养以后从废墟上重新建国的人才，一大批朝鲜留学生被送到中国来学习，我就在那教来自朝鲜的留学生汉语并担任教学上的翻译，一直到1961年。后来，教育部决定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教学要单独成立一个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学校，叫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当时是落址在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西院，并于1962年正式成立。当时我们北大的教师一共50多人就离开北大到了当时的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学校在1964年才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又到2002年改为北京语言大学。校址也是在1972年年底复校时才正式搬到现在的地方，我在那工作了28年一直到1988年离休。上世纪70年代，随着我国与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又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组织培训外语教师。首先是面向我国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进行短期培训的英语教师培训班，为此，北京语言学院成立了“外语教师培训部”。到1980年以后，外语教师培训部转为以培训日语教师为主，即“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又称为“大平班”。期间，从1983年5月开始，当时正好是大平班第三期的第二学期，我接替前任周炳琦老师出任从1981年开始的“大平班”的中方主任。
蔚蓝日语教育：当年的“大平班”这一项目是怎样确立的？作为合作办学的一个实践项目，中日双方各负责哪些工作？
唐老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是日本历史上很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对中国非常友好。在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时，他曾作为日本的外务大臣陪同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访问过中国。1979年，大平正芳当选首相并于同年12月来中国访问，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在这个《协定》里面就确定了要为中国培养日本语教师，开设日语教师培训班（日语称“日本语研修中心”），后来大家为了纪念大平正芳为中国日语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就习惯上称之为“大平班”。
当年《协定》的具体内容我没看过，但据我了解，第一，由日方派出专家。所以，来讲学的老师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是由日本方面派，大概每年在华时间半年以上的长期教师有七八个左右，每年来讲学的短期教师有十几个人。五年里，日本派来的教师和专家一共有95人，其中包括金田一春彦等很有名的教授。第二，日方提供所有的教材。第三，日方提供教学设备。像学生用的那种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每个学员都配发一台。费用方面，当时日方派出老师的工资据我了解是国际交流基金出的，教师也是由他们选派。每期受训学员还会受外务省之邀到日本研修学习一个月，期间的相关费用可能也是由国际交流基金来负责。另外，当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有一个中国课课长专门负责研修团接待事务。日本的外务省还会召开由日本外务省官员主持的欢迎宴会。
唐老师珍藏的当年“大平班”学员所用的“砖头”式录音机
中方提供什么呢？中方提供学生宿舍和教学楼，那时的教学楼即今天北京语言大学的教三楼，我们培训班是用二、三层，出入是走一个朝北开的侧门。当时的一层是学校的印刷厂。三层是教室和日本专家的办公室，二层则是培训班的办公室、教务组、录音室、图书资料室。当时，图书资料室依照日本的管理办法每天开到晚9点；录音室有各种录音带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制作的电视剧。日本来的所有专家都住在北京友谊宾馆，住宿的费用还有其他包括生活费、用车费、参观旅游等费用在内的一切开支都由中方提供。
当时中方负责领导这一块的是教育部外事局的专家处，但平时的具体事务都由学校来管，学校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专家处。当时的教学工作都由日本的专家来做，我们负责的主要是管理方面的工作，比如日方专家教师的生活与活动安排、教学安排等，还有就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也是由我们来管。总之，是由教育部来管，经费也是教育部直接批，专款专用。
蔚蓝日语教育：听说当年北大、北外都有申请“大平班”项目，落址北语是由于北语当时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吗？
唐老师：至于为什么会把“大平班”放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据我所知，作为当时最新成立的一所教育部直属院校，语言学院当年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外国留学生来华的汉语培养，就是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生；二是负责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外语培训，以后又成立了外语系，而“大平班”正好属于外语培训这一块。当时的语言学院在外语培训特别是半年、一年的短期培训方面有特别丰富的经验和比较优越的条件，因此，就把大平班放在语言学院了。
蔚蓝日语教育：当年“大平班”影响面是不是很广？
唐老师：当时教育部有个高等教育一司，下设有外语处，他们负责学员的选拔，快开学时，教育部会给我们一个学员名单。大平班从1980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1985年的6月份结束，先后办了5期，共有160多所高校的594名日语教师来培训班进修，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有日语教学的学校和70%—80%的老师，因为日语教师每年是在不断增加的，因此不可能做到100%。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50周年庆祝会
蔚蓝日语教育：“大平班”当年基本的课时安排是怎样的？期间，赴日研修一般是怎么安排的。
唐老师：那时候一周有24个课时，每天上午有四节课，都是由日本的教师、专家来上课，有短期的讲师来了以后，有时候会上大课，举行讲座。由日本外务省发出邀请，在每期1年的学习中会有1个月的赴日研修的时间。那时候每次都是来一架包机，每次组团一般是120多人，最多的时候有130人，其中学员是120人，团部成员包括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工作人员和翻译等一般有7-9个人。一般都是第一学期结束以后，在二月份去，五期一共派出了五个参观团。当时的团长或者是由教育部主管司局的局长、司长担任，或者是由我们语言学院的院长担任，第一期团长是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王文，副团长是我们北京语言学院的副院长张道一，秘书长是周炳奇；第二期团长是教育部高等教育一司副司长付克，副团长是我们当时的院长温建平，秘书长也是周炳奇；第三期团长是我们当时的院党委书记唐腾义，副团长是教育部外事局处长赵冀，秘书长是杨建昌；第四期团长是我们院长吕必松，那期有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当时教育部高教一司外语处处长蒋妙瑞，另一个是当时高教部外事局专家处的处长林筱安，秘书长是我；第五期团长是当时高教部高教一司的副司长王岳，副团长是我们副院长刘铁民，秘书长也是我。
去日本参观学习首先都是到东京，一般都是由外务省出面举行一个欢迎宴会，由外务省官员和我们的团长讲话。团长、副团长、秘书长还会有一些拜会活动，比如拜会大阪府的知事、中日友协的会长、副会长等。除了参观日本东京的皇宫等，我们还坐新干线到京都参观寺庙、到奈良参观中式建筑，还到神户、大阪等各地去访问。我们还访问一些大学、中学、小学，甚至一些乡镇的小学我们也都去过。还参观比如丰田汽车这样的大公司。在京都，我们曾两次去岚山参观过周总理诗碑。当时，日方还把我们所有的学员和团部的人安排到日本的普通家庭里面去深入体验纯日本式的家庭生活，这一天的吃、住、交流都是在家里，这种很平民化、生活化的安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蔚蓝日语教育：当年，日方专家与中国老师的交往是不是很多？关系如何？
唐老师：因为中日刚刚恢复邦交正常化，当时的中日关系非常友好，派来的专家也都很友好，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当时的日本专家组组长佐治圭三教授。佐治先生很正派、很忠厚，他原来是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他担任了五届“大平班”的日方主任一职，为中国的日语教师培训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后来，北京语言大学聘他为名誉教授，直至去世之前，他和我们的合作一直非常好。我曾在家里自己做饭宴请佐治先生、竹中先生、野口先生，而在第四期到访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大阪佐治先生家里作客，关系很融洽。除了佐治先生以外，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老师竹中宪一先生也负一部分责任。他汉语很好，所以他一直负责和我们中方联系，相当于秘书或助理。他在中国也是一直待了五年，和我们的关系都很好，直到大平班结束以后，我们还有联系，每逢过年都会给我寄贺年卡，每次来中国也都会过来看我，甚至在他回到日本结婚以后，还给我寄来了照片。另外，像大西智之先生、谷布宏子先生、野口先生等，他们在大平班工作任教多年，和我们交往很多，关系也很融洽。因为日本很多专家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对京剧非常感兴趣，我们请他们看京剧，陪同他们一起访问过梅兰芳大师的故居，和梅大师的儿子、女儿——著名京剧演员梅葆玖、梅葆玥姐弟座谈。还曾经访问过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遗孀——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玮君。甚至应他们请求，我们还教他们学唱京剧。
蔚蓝日语教育：大平班结束时有没有什么纪念性的活动？
唐老师：在日语教师培训班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和日方共同出了一本纪念文集，当时是由我跟竹中先生一起负责的。我们一块收集稿件，再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出资在日本印刷，然后寄回中国。为此，我曾经找到我们国内著名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为纪念文集提了字：“纪念文集 日语教师培训班的五年”——赵朴初提，另外还把赵朴初先生写的一首词《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附在我们的文集里面。我给当时每个比较大的大学的图书馆都寄了5本。文集里面包括每一期学员的名单，每一期出国访问代表团团部的名单都有，我还亲自写了序。这本文集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都有收藏。
唐传寅老师（前）与蔚蓝老师（后）合影
蔚蓝日语教育：作为一个亲历“大平班”教育的学者、教育者，您怎样评价其在日语教育发展史上的作用？我们纪念“大平班”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唐老师：北京语言学院虽然主要是培训外国人汉语，但我觉得日语教师培训班这五年的发展对我们中国日本语教学与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期间，由日本著名的教师讲课，日本的文化、语言、教学、研究等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月的日本访问对于当时到过日本的每一个中国日语教师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初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切身感受到那个时期中日之间的友好。但这些年来，作为一个学术界、教育界的人来讲，看到中日关系不容乐观的现实，不禁总令人想起那些往日时光。
那时，我们在日本每到一个地方参观访问我们都会送一个小旗子。1985年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小旗上写着“中日友好 世代相传”，这是当年胡耀邦总书记在访问日本的时候题的字，我们也是希望亚洲的两个大国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相处下去，而今，中日关系受岛屿之争却变得脆弱起来。恰逢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同时也是语言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作为一个教育界人士来看，虽然岛屿之争的波澜不断，但我们纪念大平班的成功举办仍然有其现实的巨大意义。我相信，作为我们中国方面来讲，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是希望中日之间能够友好的，一些争端我们可以做下来慢慢地商谈，在外交层面和平解决。在民间，尤其在一些网站上，我们对日方抓我保钓人士、扣我保钓船、右翼分子登我钓鱼岛都表示气愤，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教育界的人士来讲，中日之间只有友好并代代相传下去对中日两国人民才真正有好处，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举动对日本人民没有好处，只会给日本人民带来不幸，还是回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睦邻友好上来，这也是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共同的愿望。
同时，当年在大平班任教的老师现在大多数都还健在，借这个机会我衷心地向他们问好，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在“大平班”工作期间，他们非常的辛苦，也非常友好，为“大平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蔚蓝日语教育：当时“大平班”这种中外联合办学的模式对此后的大学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唐老师：“大平班”是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的一项成果，在此之前，我们办学请来的都是个别的专家，我们派出去的也是个别的专家。像这种政府之间合作办学在1980年以前好像没有过，别的国家也没有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形式上是一个创新。受这种联合办学模式的启示，后来我们语言学院在韩国、巴基斯坦也办了学校，现在中国走出去和其他学校联合办学的比较多了。特别是有着政府主导背景的孔子学院办的很多，在世界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今，中外教育方面的交流很多了，特别是民间的，中国学生已经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到外国去读大学、上研究生，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也非常多，校际之间联合办学、学籍互认等也不再是新鲜事，甚至现在也已经有了中、日、韩三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亚洲校园计划。将来这种突破民间合作，定位为政府之间的区域化合作可能会更多，这也会更加促进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东亚的两个教育大国，中日之间剪不断的千年文化渊源也必将不为民族意识差异所裹挟，不断地推进民族间的交流发展与互信理解。
现在中国日语教育的大环境比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要好很多了，中国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留学的也越来越多。蔚蓝日语教育的学员中就有很多在蔚蓝学完高考日语后，进入大学继续读日语专业，之后又通过蔚蓝申请赴日留学。蔚蓝一直秉持“寻找蔚蓝、止于至善”的理念，坚持着自己投身日语教育行业的初衷，也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帮助更多学子实现人生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