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班”可谓是中国日语教育界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日语教育界精英。蔚蓝日语教育有幸采访过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谭晶华教授，谭教授作为当年大平班的班长，对大平班有着深厚的感情。谭教授当年在大平班是如何学习的？毕业后又是如何投入到日语教育事业中？大平班对中国日语教育又有哪些影响呢？一起看一下谭晶华教授的故事吧。
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谭晶华教授
大平班之班长记忆
蔚蓝日语教育：听说您当年“大平班”学习，而且担任“高级班”班长？能具体讲一下吗？
谭教授：“大平班”是1980年时根据中日两国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设立的为新中国培养一代日语教师的合作项目，当时每一届“大平班”有120名老师参加培训，分成四个班级。我是1982年进入“大平班”学习，当时增设了一个培养高年级教师的班，叫做“高级班”，我与另两位老师共同担任这个班的班长。
那个时候，参加培训的老师们大部分都历经文革，上学时间学制是三年，一毕业就被匆匆赶上了讲坛，所以这样的培训提高的机会对我们来说的确非常重要。当时“大平班”是设在北京语言大学，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位老师都住在同一座楼里面，这为老师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机会。当时，学习条件尽管比较艰苦，但我们都非常开心，全国各地的日语老师都聚在一起，大家都觉得自己肩负着今后中国日语教育的使命，所以非常努力，晚上都学到很晚。打扫卫生的阿姨说我们这栋楼是最干净的、最和谐的，我们这些人也是最用功读书的。现在觉得这样的评价也非常能概括当时的情形，令人倍加怀念那些逝去的时光。
能够接触到那么多的国际交流基金派到中国的一流的老师，这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参加培训的每一届老师都会由日本外务省出钱送到日本去考察一个月，这成了大多数老师访日的第一次。这一个月的行程也都经过外务省精心安排，包括经济、政治、学校教育甚至还包括很多名胜古迹的参观活动等，这使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日本国民、日本民族、日本历史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谭晶华教授题词
蔚蓝日语教育：当时在“大平班”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某一个人、某一堂课或者某一位老师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谭教授：我们当时在“大平班”学习的时候，日本派来的都是一流的专家。我是学日本文学的，在上半学期派来的教日本文学的老师叫吉田熙生，他上课给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这位教授是学者型的，知识面非常广博，讲日本文学史的时候，他高屋建瓴，又讲得非常精细，许多名句现在我们上课时还在向学生们传授。还有就是当时有一个叫林四郎的老师，他是日研中心的第一任主任，给我们上文章指导，嗓音非常的好听，像播音员一样。他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虽然他的身高不是很高，但是听起来确实是令人景仰。印象深的还有当时每月一次的“大平班”全体学员参加的讨论课，平时温文尔雅的教授们在这样的课上都变得雄辩而富有论争的精神，他们会首先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马上站起来反驳。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我们。学术就是可以争论，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直到现在，他们的这种学术活动的方式、方法对我们现在的教学都还有很重要的意义。
人生由此不平凡
蔚蓝日语教育：在“大平班”的学习中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自己的人生观以及在您所致力的语言文学研究上有哪些影响？
谭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毕业17岁的时候就下乡了，我曾在江西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待了6年，当年进上外的时候已经23岁了，对于能够上大学这样的机是倍加珍惜的。进入“大平班”以后，对我今后的人生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感受到，要改变自己的国家，要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教育一定要先行，一定要做好。在“大平班”收获最多的就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不仅有各种学科，而且每个专家都有自己的特长，我们能近距离目睹每一个学科的老师是怎样做学问的，怎样搞研究的，这些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是终生有益的。过去搞文学研究都是凭一种朴素的感情，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系统的方法论、文学理论都及其重要，搞语言学研究我想也是同样的道理。
伟大的“里程碑”
蔚蓝日语教育：“大平班”在中日教育合作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您对日研中心今后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和展望呢?
谭教授：日方也反复的强调，在他们援助中国的众多项目当中，做的最好的就是大平班也就是日研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一项目为中国的日语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师。当年600名受过“大平班”培训的老师，有的后来又考进了中心，读了硕士、博士；有的去了日本没有回来，但是大部分还是在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做工作，只不过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国内。在国内剩下的一半左右的老师中，当校长的有6位，当院长、系主任的就很多了，大概有100多位。我觉得这是“大平班”或者说是日研中心对中国日语教育的最大的贡献。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希望中心能够继续起到引领的作用，日本在这方面投了很多的钱，前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政府包括日本人民对我们的善意。同时，日研中心名副其实地确立了一个中心，在日本学研究方面始终与日本、国际保持了很紧密的接触，而且日研中心又有中国的日语教育基地之称，因为它的资料最多最全，也非常与时俱进，还在不断地加以补充。很多学生、包括我所指导的硕博士生写论文的时候，一定会到北外来查资料，这个基地现在已经建成了。我由衷希望日研中心在今后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方面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使我们国家的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有更好的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训墙
日语教学质量和创新
蔚蓝日语教育：作为一位日语学习的长者、日语的研究者，站在您的高度，您对我们国内现在的日语教育有什么看法？
谭教授：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有了很大的调整，从以前的北外、上外这样的精英教育变为大众化教育，大家都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现在有466所学校开设了日语本科专业，有61所学校开了硕士专业，博士生每年招的规模也达到了30人左右。现在的问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从稳定的角度、从提高全民素质的角度来看，不搞大众化教育也不行，因为精英教育已经不符合国家发展的要求了。但现在的面扩展到这么大，批评的声音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质量，质量是第一位的。当然根据需要，有些一流大学今后仍要承担精英教育，然而眼下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大发展以后，在每年数百万的学生进入各类大学学习之后，教学质量就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前些年教育部搞了一轮各校的教学层面的评估，对此称赞的有、批评的也有，这些都很正常。我觉得教育部重视抓质量的做法是对的。我们的专业指导委员会这几年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专业四、八级考试来了解和把握全国四五百所大学日语教育的水平。我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出做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建设、举办青年教师进修班和青年教师授课基本功大赛等一系列的措施，我觉得这些都要长远地做下去，因为一个学科的生命还在于它的质量。虽然现在日语教育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大家都在有意识地兢兢业业地提高自己的质量。
第二个就是与日本方面比较来说，虽然我们培养的学生口语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培养的学生也有很多的长处，他们的研究能力、论文能力，他们对学问的理解包括内涵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里就要讲到创新性，在61所学校的在读硕士生中，每年有1200人以上，但是他们的论文真正好的还是比较少。北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在这样做，我们上外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培养教育部提出的创新型人才。文科的创新是不大容易的，跟自然科学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要靠文化文字的积淀、阅历的丰富等，所以这需要时间，不能太急功近利，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能够把本科生的质量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上，研究生在创新方面的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争取今后能够做出更好的论文。
要坐得住冷板凳
蔚蓝日语教育：作为前辈，您对我们这些后辈在搞研究、做学问时有哪些希望？
谭教授：现在这个年代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很多新的技术，而且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是，这个年代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东西。我觉得搞研究、搞教育、搞学问要甘于清平，要扎扎实实，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这种精神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当整个社会都比较浮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清楚：人生如白驹过隙，有的时候你的努力在短时间内可能会看不到辉煌的成果，但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挫折，你都要有一个既定的目标，然后脚踏实地地去做，我想只要坚持，就必定会有成果的。
蔚蓝日语培训在日语教育行业已近20年，随着蔚蓝第六时限高考日语的上线，蔚蓝日语教师的队伍也逐渐壮大。我们的日语培训教师除了有宝贵的教学经验以外还有出色的个人魅力，受到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蔚蓝也想向当年的大平班一样，在培养优秀日语教师的同时为中国的日语教育行业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