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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对话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凤林教授

来源:第六时限
日期:2021-04-14 15: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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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第六时限高考日语品牌的创立初衷,就是想让日语教育和日语国际交流有一个完美的融合,培养“懂日”型人才。“懂日”不仅让学习者“懂日语”,还要懂语言背后的日本文化,才能“懂日本”,才能成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日语人才。

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凤林教授所言: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语言固然是重要手段,但只凭语言能力并不能实现完美交流,语言背后存在的是更为重要的文化理解要素。的确,日语语言的学习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蔡教授的经历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者最好的见证。

 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凤林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凤林教授


历史:学习的出发点与研究的推动力

蔚蓝日语教育:蔡老师,您是蒙古族,历史上“满蒙”地区受日本文化影响至深,这一点对您学习日语的道路影响大吗?

蔡教授:祖上是蒙古族人,19世纪末,在曾祖父那辈儿为躲避战乱从当时的内蒙古昭乌达盟(今属赤峰市)敖汉旗迁移至黑龙江省杜尔伯特旗,现在叫做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我国“满蒙”地区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今年八月初,我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召开的东北亚文化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提到日本文化的基层或“基调”是由南北两部分组成,一种是来自包括我国南方地区在内的南方系统的文化;另一种是包括我国东北地区在内的东北亚系统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又受到中国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产生了古代日本文明。在我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方面,虽然目前学界基本认定日本的绳文人属于南方系统的人种,但在绳文文化中包含有许多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要素。绳文时代以后的弥生文化以及古坟文化中依然存在许多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文化自形成那天起就深受中国东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中国东北地区应是古代日本文化形成的一个来源。秦汉以后,像高句丽、渤海等我国东北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继续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后,随着我国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回是日本文化影响“满蒙”地区。尤其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四十多年历史中,可以说日本对“满蒙”地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对于东北人来说,日本并不是很遥远很陌生的国度。

我在中学开始学习日语之前对日本的印象主要来自《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日题材的电影,印象不是很好。在齐齐哈尔民族中学学习阶段,正值我们国家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东北地区仍有许多在伪满时期受奴化教育、学过日语的人,可能是由于日语教师好找,中学外语课开设了日语课。记得承担我们日语课的老师曾做过日军翻译官,日语讲的不错,但毕竟不是教师出身,不怎么会讲课。但我学日语有点优势,学过两年蒙古文,而日语的语顺或语法结构和蒙语相同,还有,蒙古语的元音比日语多两个, 日语的元音都能被囊括进去,这样一来,我学起日语又有了一个发音上的优越条件。当时日语学的很好,在全校日语竞赛中曾获得过一等奖。但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并不想报日语专业,我很喜欢学习历史,当时很想报历史系,但因一些客观原因最终还是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日语专业,走上了学习日语的道路。

蔚蓝日语教育:从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本科毕业后,您没有继续读本专业的研究生,而是转向了历史学研究,能说一下当时的想法吗?

蔡教授:我自我感觉比较适合学习、研究历史。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浓厚的“怀旧”心理,走上学习、研究历史的道路不是偶然的,应和这种个人“秉性”有关。所以,有点“秉性难易”,大学本科毕业后报考了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成立日语专业,我被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新办专业日语专业的主任,建设日语学科的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央民族大学日语专业建设成有特色有前景、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日语学科的问题。

从我国日语学科建设现状观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各个院校在学术研究方向上出现许多雷同现象,这不仅导致学科建设缺少特色,而且很容易疏忽对某些重大课题或领域的研究。各个院校的日语学科应根据各自学校的主流性学术研究方向,来确定日语学科的发展方向。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我觉得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时间的纵向上看,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如前面所谈到,自绳文文化等日本文化的雏形出现那天起,日本文化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从空间的平面上看,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关系密切,而且与中国古代东北、西北、南方等地方性文化或区域文化(如古代东北狩猎、渔猎、采集文化,南方“照叶树林文化”、稻作文化以及西北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区域文化很多时候是和我国古代民族文化内容和范围相重叠。

自己考虑到,在建设中央民族大学日语学科,研究日本文化时,应构筑“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这一特色研究领域,系统阐述中国地方性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这样做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央民族大学日语学科的学术研究作用。研究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个是要做到全面,另一个是要知彼知己,对中日两国文化都要有了解,否则你都弄不清哪些文化要素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比如,一般认为中国的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据我最近的了解,日本文化中的道教文化内容还真是不少,如果不是一定程度地了解道教文化,就很难发现道教也对日本文化产生过的如此显著影响。我自己认为,要全面系统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或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首先应该系统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我现在觉得自己学习研究了几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客观上成为研究日本文化的优越条件。


跨跃:从个体求学到组织跨国研究

蔚蓝日语教育:是在1994年,您第一次赴日留学是到日本福井大学进修“东洋史”。 能否简述一下当时的背景?

蔡教授:我在日本留学过两年。第一次是在1993年到1994年,第二次是2003年至2004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访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第一次留学日本,当时是中央民族大学和福井大学之间建立了互派青年教师进修的机制。中央民大每年选派一名35岁以前的青年教师前往福井大学进修学习。至于学习进修的专业则是由青年教师自己决定。当然我还是选择了我喜欢的历史学,日本人叫“东洋史”。

所谓的“东洋史”是日本人的说法,其内涵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指的是包括日本历史和中国历史在内的东亚史,以后逐渐扩大整个亚洲的历史,当然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历史。所以对东洋史不了解的人以为只是日本史,实际上是整个亚洲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的“国权扩张论”逐渐膨胀,日本民族主义以所谓“亚细亚主义”的表象出现,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之后,日本对于这个过去在亚洲最大的对手,重新采取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察,对于中国以及周边领土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所谓的“东洋史学”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应时而生。


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凤林教授

首届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蔡教授发言


创新:日语教学之我见

蔚蓝日语教育: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在推动对日交流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蔡教授:目前,在对日交流方面,老师之间的交流可以说刚刚起步,因为我们一直面临师资紧缺的问题。我校的师资队伍是按1:16的师生比例固定住了,这样一来日语系只有六个老师的编制,去日本学习进修一位老师,日语系的教学工作就受到严重影响,这就限制了老师们出国学术交流的自由性、随意性。但是我们在想办法打通交流的渠道。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出去留学日本后,日方老师过来承担我们的课程,这样就不用师资预备队员了。在对学生的联合培养方面,我们取得了较大成绩,目前已和日本的中央大学、爱媛大学、千叶大学、新泻大学等8所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机制,每年向日本高校选派15名学生留学。我们的计划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再与几所日本高校建立“协定”关系,使日语系每一位学生都有留学日本的机会。

蔚蓝日语教育:在您的努力和带动下,民大已经设立了日本大学信息库,能具体介绍一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吗?

蔡教授:从前年开始,我们设立了日本大学信息库。日本国立大学一共有97所,目前,我们的信息库只涵盖了一部分,以后准备把它建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库,这样一方面可以便于老师们查阅有关学校学术动态和学科建设情况,寻找专业特色的一致性和合作研究的路径,也可以通过对方学科建设情况受到启发,促进我校日语系建设;另一方面也能够扩大与日本的教育和学术交流,更多地派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现在这一信息库还处于纸质阶段,从2012年准备逐步把相关信息做成电子版,其他的功能还有待于将来做进一步发掘。

蔚蓝日语教育:如何改进民族院校的日语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模式,民族院校日语教学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蔡教授:国家民委直属的民族院校中有10所大学设有日语专业。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全国高校一样,日语人才培养模式千篇一律,千人一个面孔,结果造成日语专业毕业生只往狭小的几个就业领域内拥挤,加剧了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难度。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日语人才已过剩,其实仔细想起来,日语人才的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已然存在,要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各个院校的日语专业根据自己学校的办学定位、特色以及社会服务对象,培养出具有本校特点的日语人才。比如我校是民族院校,日语专业建设时如果依托我校的办学宗旨,是能够丰富日语人才培养模式,拓展日语人才的社会需求领域。

另外,我校日语专业较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视学校为一座工厂,则人才培养方案即为其产品设计图。培养方案的制订周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质量与规格;作为人才培养方案集中体现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结构,代表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演绎此段话意思恐怕就是,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一要有理想、有道德,二要知识广博,三要具有实际本领,加起来就是综合素质高的高级专门人才。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需求高标化的现今,对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将他们(她们)培养成“完人”,在当代高等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

培养或提高综合素质,本来是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和基本诉求,但是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过分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过分强调教育的宗旨是人力资源的开发,把大学改造成“技工学校”或专门学校,将知识及技能的取向推向极端和绝对,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专业技能而欠缺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模式尤不利于外语人才的培养。外语专业同学,因专业性质决定,自一入学即沉潜于记忆单词、学习语法知识等语言技能的掌握上,而无暇顾及对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的广泛摄取,结果是,他们(她们)虽经四年专业训练,却知识结构较单一,知识面较窄,欠缺灵活的头脑,这不利于学生在复杂而多元的当代社会舞台上的发展。对这种教育缺失,作为外语教育者不可不给予高度关注。作为强化学生综合素质的手段之一,我校日语系加强学生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掌握。数年前,我曾提出过我校日语专业“以日本语言文化为根基,以中国文化和英语为双翼”的人才培养模式。经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看来此人才培养思路是正确的。根据对我校日语专业毕业生职场情况的追踪调查,很多同学认为掌握本国文化知识非常重要,有同学称:“在与日本人交流时,谈论最多最轻松的话题无外乎文化方面。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我们自身对本国文化了解的贫乏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经常使谈话陷入尴尬的局面。很多学习外语的同学一口流利的外语,但对本国文化却一无所知。”是否了解本国文化,除体现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之外,另外还不能遗忘的是,外语专业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后还肩负着是向外宣传中国文化,帮助国家输出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这一重要任务,可是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不知如何向外宣传中国文化。为弥补这一不足,我校日语系2010版培养方案中增设了选修课“中国文化”课。

在素质课建设中,第二外语英语课程的地位在新的培养方案中得到进一步提升,将“第二外语英语”课更名为“大学英语”,要求学生在三年级之前前务必考取“大学英语”四级证书,否则不准毕业。上述举措具有以下三点益处:一、统一纳入“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能享受到“大学英语”课的所有优质教育资源,无论是课程内容、课程进程的安排,还是师资分配,抑或受重视程度上,均有利于学生学好英语。二、纳入“大学英语”教育中,增强学生对第二外语英语的重视程度。三、学生入学后作为必修课继续学习英语,保证他们高中时期学过的英语知识不出现断层,上大学之前的英语基础能为他们第二外语英语的掌握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汉语尚不能取代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教育方针的“三个面向”,如果没有英语作桥梁,恐难以实现。近年对日语专业毕业生职场情况的追踪调查中,毕业生最大的呼声之一就是应加强英语课教学工作,声称掌握较高程度的英语“太重要了”。当今时代的“国际一体化”,一定程度上能够认为意味着英语在全世界的普及。不会讲英语的人,是蹩脚的现代人,出去到世界各地旅游都不方便。日语专业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大学英语”,和其他院系的学生必修“大学英语”课,具有同样的教学原理和教育意义,故不可偏废,况且从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角度出发,靠日语找不到合适工作,他们还可以借助英语就业(我校日语系有很多同学就是因英语好而在欧美公司就职),我们并不希望日语专业学生只往“日语”或“日本”这一狭小胡同里挤而失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主任蔡凤林教授

蔚蓝吴刚老师(左)和蔡凤林教授(右)合影


蔚蓝日语教育:外语学习重在对异文化的接触,能不能结合您自身的经历谈一下,我们应该怎样通过语言学习领悟异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蔡教授:说一种外语与人交往,应理解创造、使用那种语言的民

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谈话规则。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语言固然是重要手段,但只凭语言能力并不能实现完美交流,语言背后存在的是更为重要的文化理解要素。尤其是当今每个民族都被迫走出家园,相互间你来我往、直接交流的国际一体化时代,对对方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是促进双方有效交往的有力保障和重要前提。不了解对方文化,即便知晓其语言,也未必能达到最佳交流的效果。要深入了解对方所思所行,继而达到完美交流的境地,如无共同话题作润滑剂或作导引,相互间会“冷眼相待”,甚至会引发冲突。学语言须了解文化,了解文化,能更好地促进交往。

目前,我国日语教育界对日本社会文化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多学校还是靠“日本概况”这一门传统课程来承担向学生传授日本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任务,不仅课时有限,而且课程内容单一、陈旧,已不适合目前日语人才培养的需求。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高度重视日本社会文化课的建设工作,除了已编写出版一部较全面反映日本社会文化内容的教材《日本的传统与现代》之外,还进一步丰富了课程种类,创设了“当代日本社会与文化”这门课程。目前,设置并能开课的有关日本社会文化知识的课程有9门,在专业选修课中所占比例达45%。我们的设想是,利用这些课程,自一年级就开始敦促学生构筑日本社会文化知识。第一学期用中文讲授“日本概况”,使学生大致了解日本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社会文化等内容,在此基础上逐步细化日本社会文化课的教学内容,将此门课一直开设到四年级上学期,逐步引导学生向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层内容迈进。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人才培养模式中将日本社会文化知识的教育提升到与专业技能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我校日语教育的基础。

蔚蓝日语教育:听说您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创办一个中国西部地区旅游日语专业,可以谈一下您对这一学科的规划吗?

蔡教授:这也是前面所提到的,日语学科建设要走特色道路。作为民族院校,我校日语专业应关注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人才培养上要走民族院校特色的道路。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据我自己的调查,近几年日本人已取代欧美各国游客,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旅游客源,为西部地区的对日旅游业发展服务,并把西部地区社会繁荣发展的形势宣传到日本,应成为我校日语系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目前我国对外文化输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需要。一方面要宣传好,另一方面要迎接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犄角的工作程序。因此,“西部地区旅游日语”、“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传媒日语”以及“传媒学概论”等课程成为我校日语系特色课程。为逐步靠近这一课程建设目标,2010版培养方案中增设了“中国民族文化”课,和原有的“旅游日语”课形成“姊妹篇”,《传媒学概论》等选修课,要求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讲授有关西部地区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色的知识,同时也增设选修课“传媒学概论”,让学生掌握一般性传媒知识,为他们毕业后从事西部地区对日宣传工作打好基础。


复兴:民族文化的保护、更新与对外交流

蔚蓝日语教育:中央民族大学作为民族教育的一面旗帜,为中日友好做出怎样的贡献?

蔡教授:关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形成,我曾写过这方面的专著,其中体现了这样的的一种认识:首先,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原文化是以先秦时期的华夏文化为核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海纳百川般吸纳不同民族文化形成的一种大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是,历史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互动的生态结构。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中原文化就是在这一文化生态中不断从周边文化丛中汲取养分而汇成奔腾不息的黄河文明的。所以,我们要保护现存的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因为这是将来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源泉,如果把现有的各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都消失了,中华文化就失去了自我生长调试的机制。国家现在也非常注重民族文化的保护,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中华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是,每次出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其前提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以及中国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结合。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大融合造就了秦汉文化的繁荣,佛教文化传入又促进了隋唐文化的鼎盛。中华文化现在需要的是实现再一次更新,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次大兴盛。所以,保护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积极摄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

有关在促进中日友好关系方面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应做出怎样贡献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认真研究日本文化,真正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应该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就像想和一个人和睦相处,就要了解这个人的特点、性格以及内心世界。中央民族大学日语系从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这一领域起步,把日本人当做一个民族群体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以更好地为中日友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今蔚蓝第六时限高考日语的上线,着实是迈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第一步,而同学们优异的高考日语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懂日语”这一步,蔚蓝第六时限会坚定且坚持的走下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懂日语”的孩子都能成为“懂日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日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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