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语教育被称为“小语种”教育，也越来越受大家欢迎。但是很多学生往往为了应试，而忽略了日语口语的表达。蔚蓝日语教育一直认为学语言表达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检测日语学习的程度不仅仅靠成绩单，还靠日语口语表达。这一点与西安交通大学日语系主任王精诚教授“日语是说出来的”的观点不谋而合。那么，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关于王教授和“日语”的故事吧。
历尽磨难，成就梦想
蔚蓝日语教育：王教授，文革10年整整耽误了一代人，当时是怎样克服各种磨难成就了大学梦想？
王教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己正在上小学三年级，那时候就开始停课了。因为家境困难，退学后就跟着妈妈到一家鞋厂打工，基本上就没再去上课。初中第二学期支援夏收时胳膊受伤，做手术时又出了医疗事故，住院期间又逢父亲病故，不得不退学开始到处打临时工，做过食堂帮工、搬运工、拉过土方、还做过下水道工人，只要能挣钱糊口，什么苦都吃了。
1977年恢复高考，但因为山区农村消息闭塞，错过了77级率先次高考。待自己知道后，离下一届考试就差1个多月了，那个时候就想，冲刺一下！自己基本没怎么上学，数理化肯定都不行，就选了文科。但文科也要考外语的，初中只学了点俄语、蒙语，没有学过英语，以前在附近一个小馆子跟人学过一个多月日语。当时就分析，要跟别人竞争，自己的强项在于学了一个多月日语；弱项就是别的都不行，总不能拿鸡蛋碰石头，就这样选择了考日语。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既然下决心要考，就开始猛攻别的考试科目。政治、历史、地理等写成大字报往墙上贴，三面墙都贴满，然后就躺到炕上背，一面墙背完了再背另外一面墙，到特别后身体弱的只能让人推着去考试。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1978年8月，有人捎信给自己，居然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进了大学，知道自己先天不足，跟别的同学一比肯定各方面都不行，好在是外语院校，不学数理化，只有在日语学习上狠下功夫，就这样走上了日语学习之路。
圆教师梦，成交大“正规军”
蔚蓝日语教育：那个年代的人怎样看待教师这个行业？又是怎样的缘分促成了到西安交通大学教学？
王教授：过去，人们对老师都特别崇拜，觉得是先生。父母都不识字，就想让自己将来当教师，我也一直想当教师。以至于在大学毕业时想的就是要回西安当教师，但当时西安没有教师名额，为了先满足当教师的愿望，自己就到了洛阳工学院（现河南科技大学）。在洛阳工学院当老师不到一年时间，自己就被借调到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那时还没有日语专业，只有二外日语，不过日语学习却很热，但那时交大没有一个老师是学日语专业出身的，自己是率先个日语专业出身的“正规军”。借调期间，有一次是早稻田大学来交大访问，自己被叫去临时“救火”做翻译，领导评价不错，后来就正式给调了过来。
甘当“杂役”，服务教研
蔚蓝日语教育：请您谈一下任职交大日语系主任的经历跟感想？
王教授：到了交大以后，自己参加了1984年到1985年的第5期“大平班”培训。1988-1989年，又被派往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研修日语。2000年开始当系主任。系主任在交大原则上一般都是两届，一届三年，连任六年就该换届了。但交大的系主任跟别的学校的又不太一样，没有干部级别，只能算是兼职，科研和教学工作量都不能少。老师们就打趣称之谓“杂役”。也因为我们这儿教师队伍的学历越来越高，我又舍不得让他们这些高学历的、研究能力比较强的人干这些杂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学历不高，知识结构上也有缺陷，就给大家做做服务，在各方面给大家创造条件，可以让大家多点时间去把课上好，科研上多出点成果。像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我们系就有两项，一般来说这是不容易做到的，省部级、校级的科研项目都很多。外研社、特别是高教社出版教材的“十一∙五”的专业教材全国招标中，我们一下中了3三本，这也是很难得的，而在这些项目的实施中，自己也甘于做个副手，为负责具体研究的老师们做好外围服务。作为我自己也总是要求老师们首先是要把课上好，教好学生，这是特别重要的。在教学上，每个月还至少两次组织大家讨论教学法，讨论教学，每次都有个主讲，然后大家互相学习，这一作法已经坚持了10年。
好在大家都挺理解自己，教师团队很团结，自己也觉得本来学校就应该无为而治，能防患于未然，不出问题应该算是管理的一个更高层次。做好工作，为大家服好务，让大家觉得在交大工作还不错，维持住稳定大局，也算是帮领导分忧了。
“用自己的石头碰别人的鸡蛋”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怎样带领西安交大走上发展“科技日语”的道路的？
王教授：后来，全国都上日语专业，我们也想上。自己一贯的作法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石头碰别人的鸡蛋。”要是跟一般的外语学院去竞争，也搞语言文学肯定搞不过人家，因为没有诗歌、小说、戏曲方面的资深人才，旅游方面也有个西安外院的旅游系难以匹敌。当时，自改革开放后，许多日本的大公司，如东芝、东京电力等在内地贷款建设电厂、铁路项目，他们需要翻译，就感觉我们交大的日语应该是“科技日语”。我们的强项是具有工科院校背景，要发挥这个优势，也只能搞科技日语，结果证明还是挺成功的，很多前期在日本公司就职的学生现在都是管理层了。及至现在，这方面的日语人才需求还是个大头。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特别早开设这方面日语专业的院校之一，而且我们是从理科招生的，不招文科生，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这也是我们在人才知识层次上的一个优势。
交大日语的明天
蔚蓝日语教育：西安交大日语专业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交大日语发展的明天会怎样？
王教授：西安交大特别早成立日语专业是在1985年，1989年开始招硕士生，这在西北地区是特别早的。那时候就1个班，还不到20个人，现在本科生每年只招40人，2个班，四届8个班，140人左右，硕士研究生16个人左右。我们和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琦玉大学等日本很多大学都有交换留学生项目，本科生基本出去20%，硕士生基本上都能出去。在师资上，现在我们有3名正教授，副教授8人，讲师5人，有博士学位的教师6人，在读博士2人，师资力量是可以的。本科还是走特色专业的培养道路，研究生方向是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日本语言文学。因为研究生是我们向全国招的，日语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为了给学生打好基础将来读博士。
个人觉得还是要把学生教好放在头等地位，毕业后能找到工作，能受到单位的肯定，这才是跟学生利益特别相关的。还要给老师们争取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学生和老师都觉得在交大学习、工作都很好，这是要做的核心工作。
在教学层次上，博士点的授权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交大现在还没有博士点，这是交大日语明天计划建设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把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培养成正教授。另外，我们学校准备把院级削弱，加强系的建设。因为学校大政方针制定以后学院好像只是一个传达的单位，工作主要由系里来做。加强系的领导，可以把具体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蔚蓝日语教育：您觉得高端日语人才的培养是不是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
王教授：我觉得高端既然需要人就是因为它没有人，几乎是空白。能做到高端培养，得先有一个高端的教师队伍，现在交大高端的教师队伍还在进一步建设中，因为大量的在日本读完博士又拿到学位回来的人工作时间尚短，在教学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成熟。都说老师是“教书匠”，匠人的的炼成是靠反复的实验教学而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都做高端人才培养那也是不可能的，一是做不到，二是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现在还只是在几所品牌高端的，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大学里能够开展。我们要培养西部的高端人才，但是这个高端要比东部的高端低一些，是区域差异使然，但要坚持这个方向。
日语是说出来的
蔚蓝日语教育：您同时担任了交大的日本语能力考试中心主任和托业考试中心主任，国际认可的日语考试主要有哪几个？您觉得其中设置特别合理、特别能反映学生实际水平的是哪个考试？
王教授：1994年以来我就开始担任交大日语能力考试中心主任。现在，除了有能力考试，还有J-TEST考试和日语专四、专八考试都是由我负责。目前，日本认可的主要是能力考试，其次就是J-TEST考试。日本语能力考试是由日本组织的国际化的考试，非常专业，日本的入管局、大学、企业在录取的时候都看这个成绩。
蔚蓝日语教育：目前国内日语等级考试的水平和总体形势如何？您认为国内日语水平考试还存在哪些不足？重点还应该做哪些改善？
王教授：从考试人数来说是在递减。过去主要是留学签证需要过级才行，在地震跟核辐射等因素作用下，现在去日本的人总体来说少了一些，考证的人也就少了。另一方面，学生的选择也多了，现在到美国、英国、欧洲相对容易了很多。
考试是一个能看得见的，引导教学的“手”。学生都想考过去，我们更想让学生可以不用思考就能非常流利的说出外语来。因为外语是说出来的，一定要说，即使不太准确也要先张嘴说。而现实是考试本身只有听力考试、词汇和语法、读解，培养、强调了半天“说”的能力，一考试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学生完全为了应试而去考，结果就是说的能力差，能听懂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国内的考试实际上特别需要的就是“说”。
国内的日语水平考试如果能把题出的更好一些，在日语专业里能够做到像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更权威的话就更好了，或许从教育部这个层面来推广会更好些。能考试但不能“说”的现状要改变，就要从教育各个层面来重视，不只是要加入“说”的内容，更要有教育经费的支持，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专业研究考试的老师来出题。
正如王教授所说，国内的日语考试实际上特别需要的就是“说”出来，虽然现在关于日语的考试大多并不考口语，但是蔚蓝日语教育也认为大家不能丢失说日语的能力，不能单纯为了考试而考试。比如高考日语考核的内容虽没有口语这一项（全国卷），但是蔚蓝第六时限高考日语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忽略说日语这一点，反而不断强调并鼓励同学们多读多说。毕竟，学习一种语言不只是为了考试，它的特别终目的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