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中国掀起了一股日语学习高潮，中国日语教育也由此进入繁盛阶段。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修刚校长和日语的缘分也是从70年代开始的。蔚蓝日语一直视北外、天外、上外等大学为学习榜样，有幸采访到了修刚校长，通过与修刚校长的交流，蔚蓝更加坚定蔚蓝日语教育-第六时限的上线是明智的抉择。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修刚
“被学日语”改变命运
蔚蓝日语教育：修校长，您应该算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吧？那个特殊的年代，自己对这一特定的身份有着怎样的记忆？
修校长：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在专业设置、招生方式等方面都还比较混乱。即使如此，高考制度的恢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无疑给很多想着离开农村，跳农门的知识青年带来了新希望。很多人在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根本不太可能做到在准确判断的前提下报考大学。上大学就是目标，至于学什么专业、未来前景就业怎样都放在了次要地位。
当时我下乡到农村2年多了，对自己当年能否考上，信心不足。基本上跟我的同时代人一样，与其期待考上，不如说想先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原本想学的是物理，就报了理工科，但高考时接受了一位老师的建议，加试了一门俄语，考得还不错，结果以理科的分歪打正着地被文科录取了，没想到，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实际上，我们这一批考生大都是被选择的。我在所报的志愿里根本没有日语专业，以前也没有想过要学日语，却被调到日语专业。我们同届的同学中80%的人都是从农村、工厂、部队考上来的，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肯吃苦，学习扎实而且容易满足。另外，虽然在高考前并不清楚将来干什么，但到了学校之后都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专业学好，还要坚持下去。因为在社会上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七七级大学生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适应不同的矛盾，在协调各种关系上都能做得比较好。突出的一点就是，最初自己对于日语学习的排斥心理还是很强的，但很快就接受它了，三个月后就真正喜欢上日语这门专业。总之，我是属于“被学日语”的，但现在看来，应该说不是什么坏事。人生阅历告诉我很多时候自己并不能做自己的主，当然希望自己选择的机会很多，但一旦你选择了或被选择了，只要能在岗位上做到最好就行了，要让所有事情都按照自己想象的去发展那是不太可能的。
天津外国语大学
日语教育意义更大
蔚蓝日语教育：您是先入党后高考，您曾经在乡里当团委副书记，后来才参加高考，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从政？
修校长：文化大革命让人在思想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当时我是在乡里当专职团委副书记，很多事情自己想的很乐观，很浪漫，也觉得当时很多左的东西是在为人民大众服务，但事实上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实施起来也很难。因而，觉得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继续去学习，等有了清醒的世界观和想法之后再去做事。在离开那个岗位上了大学之后就更坚定地立志不做官只做学问，大到做一个教育家，小到做一个好老师。我的这一动机也颇受高中时代的老师们的影响。那些老师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本应分配到大学当老师，却在文革这个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下被下放到我所读的那所高中。他们思想活跃，对事业充满执著，对教育更加热爱。我当时在农村时是曾想过将来当领导做一些事情，上了高中后还是个小干部，体育又不错，经常出去比赛，老师总是揪着耳朵回来要把课补上。老师们这种全心全意教学的精神让我深有感触，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更多，觉得做一个教育家，做一个好的老师能做更多的事，那时起就下决心不当领导。
到了大学以后，虽然说要专于学习不参与社会活动，但后来还是被发现有当领导的背景，就被委任做班长、做支部委员，做学生会副主席，但自己还是觉得要做学问。
蔚蓝日语教育：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是继续选择日语教育还是从政呢？
修校长：28岁时做系主任，不到36岁做副校长，42岁做校长，从一般人认为的“官”的角度讲自己涉及还是比较早的，而且自己也到中央党校学习过，但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在教育事业上，尤其是在自己所从事的日语教育方面多做点贡献。我相信如果我被选择了从政，我也能做好，但是我也为我现在所选择的教育事业感到自豪和高兴，最大的高兴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学生成长，能看到自己的后辈成长。
在我自己的人生哲学中，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自己选择的机会少一点，而被选择的机会多了一点。但不管你做什么，能做得最好就可以了，至少要往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也不是没有想过从政，但还是觉得教育一代人的意义更大一些。在中国，好的政治家不缺，但能真正站在培养人的角度，做到自主办学的好的教育家还不多，而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自己也愿意做铺路人，路铺好了，下一代人会走得更好。
修刚校长题词
就业与深造的抉择
蔚蓝日语教育：您当时上的是师范大学，毕业后很多人直接留校执教了，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深造？
修校长：本来当时学校已经决定我留校执教了，好些人不理解，但自己觉得光有四年的本科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当好教师，教好学生，而且，作为教育家或者老师不仅要有教学能力，还要有科研能力才行。虽然当时日语语言文学硕士专业全国一共只招12个学生，考研的难度很大，但还是下决心要考。
出国与归国
蔚蓝日语教育：上世纪80年代，很多公派教师借着出国的机会选择了留在日本发展，您想过没有？
修校长：我本应该一毕业就去日本的，但自己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执教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副系主任，没有去成。当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培养一批师资力量。当时，好多老教师都是从日本回来的，但年轻老师没有去过日本。我就希望能派大量的老师出去，在老教师们还没有完全退休之前，他们能够回来，从1985到1988年，不管是公费还是私费一下子派出去了十几个人，但那个时代，出去的人只有极个别的回来了。当然，不回来的人也都有不错的选择，比如有的老师在日本的大学学习后做到了诸如同志社大学教授等职位。1988年，因为天津外国语大学与友好交流学校——神户外国语大学有一个教师的互派项目，我到那边担任一部分中文课程和中日语言对比的课。期间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当时回国与不回国，需要做出重大判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日本大学是会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的。到底是该回还是不回来？想到当时自己上任时所下定的决心，要把日语系的工作做好，不能半途而废，最后下定决心还是回来。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修刚（左）和吴刚（右）的合影
日语教育者应有的精神
蔚蓝日语教育：中国的日语教育面临着转型的现实，作为一个教育者，应该如何面对？
修会长：近20年来，社会过于浮躁，人们往往不愿意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过去提倡雷锋精神，能够在一个平平凡凡的岗位上把一件事情实实在在做起来，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靠大量的这样的人持之以衡的去做。然而，现实中我们往往是注目于一些有特色、有成绩的，而没有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默默地工作。在日本，能够作一个最好的厨师都是很光荣的，而不会一定拿厨师去跟政治家比。中国的教育界们需要一大批肯于在平凡岗位上持之以恒地育人的教育者！
现在中国的大学专业日语教学圈，包括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谭晶华副校长、北二外的邱鸣校长、辽宁师范大学的曲维副校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顾也力副校长、大连大学宋协义副校长在内的一批学日语出身的校长还是颇为楷模的。至于我自己，作为一个校长，一个教育家，目前想得更多的是我们的大学怎样发展壮大，我国的日语教育如何发展壮大，要有一个明确的办学理念。中国日语教学的发展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作为一个日语教师，自己也没有做出像许多官员一样那么多显著的业绩，但我觉得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实现了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就我个人的切身感受而言，做一件事情可能不是自我所选择的，而是被选择的，但是能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也是自己的一份选择。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为事业，为下一代，为国家，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修校长作为一名优秀的日语教育者，把大把精力都奉献给了日语教育事业。蔚蓝日语教育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专业和敬业，帮助更多的学生提高日语成绩，帮助国家培养更多优秀日语人才。随着 “选择高考日语，改变人生命运”的风潮席卷全国，越来越多低龄孩子开始学习日语，蔚蓝第六时限也逐渐成为他们首选的日语教育品牌。我们会继续本着从事日语教育事业的初心，乘风破浪，奋力向前，帮孩子们实现他们的大学梦！
